赵旭东 承载责任和宽容的中国人类学

　　人类学是关乎人类生活及其文化样态的学问，其目标指向是对不同类型、不同样态人的生活给予一种理解。在此意义上，人类学应有的姿态是对人及其社会与文化投以真正的关怀。由此，人类学家在其书写的真实性和严肃性的背后，更多地会表露出对某种文化选择上的价值关切，使我们真正可以感受到人类学家的“在现场”。这构成了人类学在文化选择态度上的一种深层的责任意识，同时也因此而承载了一种对各种人类社会与文化差异性存在的宽容。这种宽容绝不仅仅是对于弱者的怜悯，而是对世界多样性的容纳与接受。在这种宽容精神之下，今日中国的人类学界对多样性的呈现与保护意识在不断提高。而在这种社会与文化责任意识的基础上，一种对自身文化内部多样性的宽容的自觉也同样得到增强。

　　随着全球文化因互联网技术的普及和社会自媒体化在人们日常生活中快速蔓延和流转，我国文化转变的速度也发生着一系列重大的变化。就文化自身而言，完全可以将此变化的过程称为一种文化的转型而不再是一般意义上的文化变迁。这是包括人类学家在内的所有身处这一文化语境中的每个人都能切身感受到的一种快速的转变，是从慢向快、从静止向运动、从集体到个体、从聚合到分离、从生产到消费、从地方社会到全球共同体、从有限度的阅读到自由的书写和表达、从文化上的少数人的自我觉知到大众的文化自觉的大转变，各类新技术在以一种知识的形式逐渐“侵入”生活的各个方面，我们原本的自然生存状态似乎在发生着一些根本性的变革。

　　文化趋同性的张力使文化多样性日益成为一种少数人要去努力维护的生活方式，文化在这个意义上已成为一种全人类的公共资源。但是，一些掌握某种特别文化遗产的人却被一种外在的声音所要求，要他们小心看护这些文化，不能有丝毫的懈怠和更改模样。这些被称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文化传承者从文化主人的位置一下转变为被雇佣来守护原本属于他们自己所有物的守护者。也许少量维护费的巧妙的文化与金钱之间隐喻性的资本转换，就使他从自由的文化传承者转化成受雇的文化看护者，并丧失了对文化进行创新与转化的能力。今日中国人类学家开始对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生活史进行细致研究，以便看到在这个过程中，文化在受到各种外部条件的影响下会发生怎样的转变。对人类学家而言，这种揭示既是其自身的责任，更是其宽容之心必须关注的。

　　在高呼经济发展的同时，我们也不能忘记现实社会中存在的贫富分化。中国人类学家的视野开始越来越多地走向真实的生活，并由此而容纳了因社会发展而导致的各类贫困问题，以及与之相关的疾病、医疗和教育问题，人类学家在此空间找到了自己真正可以应用的新领域。他们开始关注那些社会中的新生群体，包括农民工以及流动到城市的少数民族群体，城市也成为今天人类学家关注的重点。

　　与此同时，中国人类学家也越来越多地涉入到公共空间的讨论，他们在自己相对熟悉的空间里寻找到为公众所关注的各个领域，发现与其他领域学者所关注的有交集的问题，努力对此给出一种文化解释。这些问题包括城市拆迁改造的问题、城中村的问题、城镇化过程中的失地农民问题、食品安全问题、水污染问题、环境破坏以及各种与之相关的极端后果的灾难问题、以民族地区为核心的民族自治权利的获得与整体性的社会公正问题、城镇化所带来的城乡冲突及其化解问题等。

　　虽然各类问题层出不穷，但人类学家似乎真正找到了自己努力的方向，通过各种实际的研究来积累自己对这个正在发生文化转型的东方大国的一种深描式理解。与此同时，人们也尝试离开既有以微观的点的研究为核心的、被奉为经典的参与观察模式，开始了对一些新的研究线索的追溯，以期发现当下中国的一些全新的研究主题。在这个意义上，中国人类学研究不再被看成是既有范式的那种村落研究，也不再单单是一些点上的民族志的自我复制，而是转换到了一种线上的乃至更为宽广的面上的俯瞰式的民族志。从这一意义看，文明中国的理念重新回到一种学术话语的讨论空间中，在中国与西方之间、中国与整个世界之间，它都不再是那种琐碎的西方理论的试验场，而是开始以一种文明的姿态与整个世界的不同文明之间有了真正意义上的平等对话的关系，这种对线年代，但现在才可谓刚刚正式启程。

　　更为重要的一点是，人类学的观察使其与当下生活世界之间开始有了一种更为易于获得的联系。借助于这种有现场感的观察力的提升，真正的现当代中国问题的意识得以涌现和聚集。今天有谁还能不去思考，西方人类学理论有多少还真正适合于解释当下中国社会急剧变化的社会现实？每个人似乎都在寻找超越于既有解释传统之上的新的解释框架，并以此去适应在中国发生的诸多纷繁复杂的现实，而非刻意地迎合某种西方既有定论的学说。这种本土化的自觉意识，不同于20世纪80年代海峡两岸积极推动的华人社会科学本土化的诸多主张，更不同于受芝加哥大学社会学派所影响的、由吴文藻先生所倡导的那种社会学中国化运动。

　　当今中国的人类学研究，可谓是建立在完整学术训练基础上的对内在自主理论发展的一种诉求，其核心在于努力通过对自己的调查资料和体验的诸多可能的解释，去建构一种自认为相比西方的解释更为合理和契合本土社会与文化的解释。显然，这种努力开始获得一些成效，不论是经过了人类学的西学训练，还是消化了西学人类学知识的本土学者，大家的看法开始越来越有可能在一个公平自由的平台上展开无障碍的交流。而在人类学的解释体系和概念提取上，当今中国的人类学也不断走向并深入到中国生活的实际及其当下文化逻辑的“沃土”中，一种恰如其分的中国式表述在逐渐离开那种半生不熟的“留学生式”的人类学。这种告别式的渐行渐远，使中国人类学自身的境界在未来将会有一种真正的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