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行走边记录

　　在这个越来越多人把行走当作是一个与吃饭、睡觉同等重要的生存方式的年代，自然、地理、公路、探险一类的纪录片和纪实栏目近年来越来越能满足观众更高的审美品位。因为那里有“诗和远方”，是治愈都市人心灵的一剂良药。

　　如何拍好这类纪录片？如何欣赏和理解这类作品？带着这些问题，《中国科学报》记者对话了纪录片导演、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讲师梁君健，分享他是如何在行走中感受这个世界的。

　　《中国科学报》：在自然地理、行走类的纪录片中，你倡导对人文精神的关注。抽象的“人文”具体指的是什么？

　　从古到今，旅行一直是一个典型的人类活动，是一种人与自然相处的方式。而即便是那些没有人类闯入镜头的自然纪录片，表现的也不是可以与人彻底割裂的纯粹的自然，而是被人类所目睹、所认识的自然。因此，没有“人”的纪录片可以说是不存在的。

　　纪录片对人文精神的传达，是要展现人类对于任何自然关系的思考，以及我们是如何看待自然，怎么和自然相处的。事实上，这也是行走的重要目的和价值之一，重新发现自我，反思我们原有的生活。

　　梁君健：以为例，对于的影像文本，长期以来的创作实践主要指向广阔的风景、神秘的宗教和丰富奇特的高海拔动植物。但是，在这些表象之外，如何从另一个视角理解藏族的文化和精神世界，才是我们现在的纪录片希望呈现的核心观念和基本要求。

　　人类学是从生物和文化的角度对人类进行全面研究的学科，文化人类学是其中的一大分支。它会告诉我们不同的社会具有的不同的文化和价值观，以及这些不同在人类社会中所起到的作用。事实上，现在有越来越多的纪录片导演开始注意到，结合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和成果，从人类学的视角出发，是一种深入挖掘人文主题的好办法。

　　梁君健：19世纪末20世纪初，人类学诞生了一种非常重要的工作传统田野调查。它强调人类学家必须深入研究对象的居住区域，学习使用当地语言，尽可能地将自己融入到当地人的日常生活中，用参与观察的方式，调查、体会并尝试去理解当地人是如何看待这个世界，如何处理各种社会关系的，从而达到研究该社会整体文化的目的。

　　早期的电视纪录片有一种较强的传统，像是一种观点、文化观点等人文精神的形象化图解，失去了影像本该有的纪录的作用。后来，随着欧美对纪录片改革的开始，拍摄者也强调观察，不干涉，借鉴人类学田野调查的手段，长时间跟拍拍摄对象。通过这样的方法，可以使纪录片创作者真正深入到一种文化的内部，观察和理解这种文化。

　　除此之外，田野调查非常强调用多元的视角对待一种文化，这就可以帮助纪录片拍摄者真正系统地了解所要拍摄的对象，而不是加深固有的看法和认知。

　　《中国科学报》：当你行走至一个陌生的社会和文化之中，镜头的纪录如何遵循当地人生活的逻辑，而避免来自异文化的偏见？

　　梁君健：最好的办法还是回归到人类学研究所提供的方法上。首先是需要长时间的田野调查，镜头的质量，直接与时间相关。当你跟你所拍摄的对象相处的时间越长，和他的交流越充分，就越能够采取一种理解的方式对待他。偏见多是由误解造成的。

　　其次，拥有一个包容的心态，坚持文化多元的视角，充分听取社会不同利益相关方的想法，而不只关注一类人或者一种观点。

　　容易忽略的是偏见，在某种程度上是符合一部分观众的心理预期的，因为每一位观众都是带着各自的身份、立场来理解镜头的。可见，偏见会带来一定的收视率。而想要通过纪录片改变受众固有的偏见，实际上也是一件危险的事，这就相当于去教育和刺痛观众。改变势必伴随着一个重新认识这个世界的过程，它并不是一个舒适的过程。所以，电视台为了讨好一部分观众，有时是有意为之。

　　不过，事实上，即使是对纪录片而言，纯粹的客观也是很难实现的，尤其涉及对文化的阐释。如果纪录片能最终保持对拍摄主题的开放性思考，就不至于过分走偏。但这也意味着，镜头内容、叙事结构可能牺牲更多的冲突性和戏剧性。

　　《中国科学报》：在这个视频时代，随着拍摄成本的降低，越来越多的行者可能成为一个潜在的纪录者，对他们有些什么好的建议和指导吗？

　　梁君健：在行走的路上，对普通人而言，用裸眼去看、用心去体会，比用设备去纪录来得更重要。如今，人们在很多时候光顾着摆弄设备，除了图像、影像，却没有在心里留下多少东西，这是一件很遗憾的事。千万不要把纪录当作一件刻意的事，除非那时的情那时的景真正触动了你的内心，那么遵从自己的内心。

　　事实上，对于一个纪录片从业者来说，最基本的能力是感受。走出去，离开人们所熟悉的环境，天然地可以培养一个人的感受力。所以，不妨先忘记拍摄，让自己在行走中变得更敏感、更敏锐。

　　而同样是感受，希望普通人也能怀有一颗纪录片人的心。走得越远可以让人越包容，也能让人的偏见越深。因为，一旦存在固有的偏见，行走过程中就会选择性地观看和接受，而忽视与原有认知所不同的人和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