罕见！从西周延续至春秋郫都犀浦发现先秦区域中心聚落遗址

罕见！从西周延续至春秋郫都犀浦发现先秦区域中心聚落遗址犀照牛渚 今天，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对外发布，在成都市郫都区犀浦街道发现一处周代遗址-犀园村遗址，该遗址是成都平原少有的从西周中晚期至春秋时期连续发展的遗址，主要可分为西周聚落和春秋墓地两

犀照牛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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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对外发布，在成都市郫都区犀浦街道发现一处周代遗址-犀园村遗址，该遗址是成都平原少有的从西周中晚期至春秋时期连续发展的遗址，主要可分为西周聚落和春秋墓地两个发展阶段，其春秋时期的墓地是目前成都平原发现的同时期规模最大的墓地。该遗址的发现对于成都平原周代文化细化时间维度、复原历史文化面貌、重现社会组织形式、揭示丧葬习俗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是研究古蜀文化不可多得的材料。

航拍现场

发现东周大型公共墓地 现存春秋墓葬80余座

发掘现场负责人熊谯乔介绍，2020年10月，为配合犀方路小学建设项目的建设，成都市文物考古工作队（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会同郫都区文物保护所对该项目地块进行了文物勘探，在项目红线范围内发现一处先秦时期的聚落遗址。

经国家文物局和四川省文物局批准，2021年3月至今，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对该遗址进行了详勘和抢救性发掘，确认项目地块内遗址面积约3000平方米，证实为西周中晚期至春秋时期的遗址。本次发掘严格按照国家文物局制定田野考古操作规程进行，发掘工作中积极开展了植物考古、动物考古、环境考古等多项科技考古工作，获取大量的动、植物遗存，另外，利用RTK测绘、多旋翼无人机航拍等技术全面采集考古信息。

发掘现场

此次抢救性发掘面积1617平方米，发现了丰富的遗迹现象并出土了大量的遗物。共清理出西周和春秋时期的的墓葬80余座、房址10余座、灰坑60余个、灰沟3条、窑1座、灶1座等，出土了大量的青铜器、玉石器、陶器等遗物，青铜器主要有剑、鐁、带钩、印章、敦等，其中柳叶形剑、印章等都是典型的蜀文化器物。

柳叶剑

熊谯乔认为，从遗迹和遗物来看，该遗址可以分为两个大的阶段。第一阶段是西周中晚期，该阶段的遗迹为大量的房址、灰坑、窑址、灶等生活类遗迹以及少量的墓葬，遗物主要为罐、瓮、盆等生活类陶器，说明该遗址在这一阶段是作为居住址使用。第二阶段为春秋时期，该阶段的遗迹为大量的墓葬以及少量的灰坑、灰沟等，遗物主要是随葬用的青铜剑、磨石以及陶罐等，说明该阶段主要是作为墓地使用。

发掘西周建筑基址15座 柱洞内埋藏钻孔卜甲

犀园村遗址发现了大量西周时期的建筑遗存，主要分为基槽式建筑和柱洞式建筑两种。在仅1600平的发掘区内便发现了可合围建筑多达15座，同时还发现一些柱洞内埋藏了钻孔的卜甲，基槽内放置了完整的陶罐。大规模的建筑群和特殊的奠基行为表明该聚落等级应该不低，应该是一处中心性聚落址。根据遗留下来的残垣断壁，我们可以想见当时该聚落鳞次栉比、人声鼎沸的盛况。

到了春秋时期时期，该遗址主要作为公共墓地使用。墓葬中出土了大量柳叶形剑，体现了古蜀亦农亦兵的社会组织形式。柳叶形剑器形小巧、造型古朴，是最具蜀地特色的武器。而敦一般认为是楚文化的典型器物，此次在成都平原的东周墓葬中也有发现，体现了蜀国与楚国之间的文化交流。

此次出土了大量春秋时期的陶器。陶器是考古发掘中最常见的遗物，具有数量大、演变快、文化间差异大的特征，对于考古学分期断代和文化间比较具有重要意义。在以往成都平原的先秦遗址中，春秋时期的遗址发现的比较少，出土陶器也不甚丰富。此次发掘出土了大量的可复原的陶器，有罐、盏、豆、器盖等，具有鲜明的区域特质和时代特征，填补了成都平原春秋时期考古学文化的空白。

这批东周墓葬还有一大特色便是普遍存在随葬鹿骨的现象。犀园村各墓无论大小都有随葬鹿骨的葬俗，随葬部位主要是肢骨，另有少量的下颌骨和脊椎骨。各墓随葬鹿骨数量多寡不一，多者十余件，寡者仅一件。鹿在古蜀社会中显然具有财富象征和祭祀的意义，在成都平原，将鹿用于祭祀的现象早有渊源，在金沙遗址祭祀区就发现过大量鹿角。随葬动物与经济生活紧密相关，大量鹿骨的发现反映了当时狩猎业的发达，表现出狩猎在古蜀人的生产和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

非常重要！可以作为成都平原春秋墓葬的标尺

“该遗址的主体年代为周代，历时性长，是成都平原少有跨越西周、东周的的先秦遗址。”熊谯乔说，“从目前抢救性发掘的成果看，该遗址是郫县地区乃至成都平原一处非常重要的先秦时期遗址。”

“此前成都平原发掘过上千座东周墓葬，但绝大多数都是战国墓葬，而可以明确断定为春秋墓葬的屈指可数。该遗址此次发现了八十余座春秋时期墓葬，层位关系清楚，出土遗物丰富，可以作为成都平原春秋墓葬的标尺，对于研究春秋时期的考古学文化具有重要意义。同时该墓地排列有序，朝向统一，显然经过精心规划，表明该区域是一处重要的公共墓地，对于深入研究成都平原古蜀先民的丧葬习俗、礼仪制度等方面都有重要意义。”熊谯乔说。

熊谯乔认为，该聚落在西周时期为居住址，东周时期为墓地，这种历时性的变化正是探讨聚落变迁及其背后动因的绝佳材料，对于分析和研究古蜀聚落的社会结构和文化变迁提供了重要的范本。

由于文献记载的匮乏，考古工作对于成都乃至四川历史的构建具有非比寻常的意义。20世纪80年代以来，伴随着成都现代化城市发展进程，一次次偶然而又必然的考古发现，将古蜀文明从起源走向繁荣的过程清晰地呈现出来。以成都平原史前城址群为代表的宝墩文化，以三星堆遗址为代表的三星堆文化，以十二桥遗址、金沙遗址为代表的十二桥文化，以商业街船棺葬、新都马家木椁墓、双元村墓地等为代表的晚期蜀文化考古发现勾勒出古蜀文明长达2000年的发展脉络。

从目前考古材料看，古蜀人的发展经历了宝墩文化、三星堆文化、十二桥文化、晚期蜀文化四个阶段后秦并巴蜀，蜀地逐渐融入了汉文化的之中。

熊谯乔介绍，该遗址正好处在以宝墩遗址、三星堆遗址和金沙遗址等为代表的早期蜀文化向以商业街船棺葬、新都马家木椁墓、双元村墓地等为代表的晚期蜀文化过渡的关键节点上，西周、春秋二叠层的发现意义重大，为建构和完善成都平原先秦考古学文化的时空框架提供了重要材料，有助于深入探讨十二桥文化、新一村文化相互间的演变关系。

他最后也补充到：由于目前整理工作仍然在紧张进行中，当前的认识仅是初步的，后续若有新发现还会进一步通报。

乔雪阳

李学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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