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新时代电影研究新思路

　　电影作为现代社会非常重要的文化载体，承载着国家形象、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要素。近年来，我国电影市场快速发展，在科学技术的革新与媒介融合，在电影制作、电影放映形式等方面都呈现出日新月异的态势。但是，在数字技术、多媒介为电影打开无限想象空间的同时，也使传统的电影批评在文本风格和话语特征上发生了深刻的范式转型，对传统电影理论研究提出诸多挑战。

　　人民电影、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电影民族性、现实主义电影以及 “一种合乎古典主义艺术规范的英雄主义美学”……70年来，我国随着时代社会的发展，在电影研究中先后提出了多种理论主张。

　　2021年，中国电影在票房成绩，类型格局、题材多样性等方面都有可喜的表现，特别需要注意的是新主流电影强势引领电影市场，这让我们对中国电影未来的发展充满信心。新业态呼喊新理论，近年来，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陈旭光应势提出了“电影工业美学”的概念和理论，为电影研究注入了新的力量。

　　电影工业美学既是对新世纪以来中国电影发展的总结，也是未来电影发展的某种“顶层设计”。电影工业美学的内涵较丰富，涉及面较广，但其核心理念就是如何让电影在艺术和商业间达到平衡。陈旭光从2017 年首次正式提出“电影工业美学原则”到现在，电影工业美学已经成为学界热议的话题之一，由此也可以看出“电影工业美理论的提出在一定程度上完善了我国电影理论的建构。

　　陈旭光表示，当下颇具中国特色的新主流电影兴盛，且应时应势表现出强大的影响力与号召力。新主流电影是在继续实践一种新型电影工业美作模式，即“政府牵头、国家主题、‘国家队’主体与民企‘地方队’合作、集中优势人才、多导演通力合作的新型电影工业模式”。这一模式在《我与我的祖国》《金刚川》《我与我的家乡》等影片中已经有过实践，并在《我与我的父辈》《长津湖》中继续进行。

　　虽然，近年来新主流电影在电影市场取得可喜的成绩，但是，我们也要看到中国电影的结构性调整正在发生，也要注意反思、总结，如何才能有效提高电影质量。2022年春节档收官，我国电影票房达60.35亿元，取得影史春节档票房第二的成绩，但是观影人次下降幅度比较大。“中国电影市场进入一个发展的关键时刻，其结构性调整正在发生。现在不少年轻观众已经养成了在非电影院渠道看电影的习惯，这对于中国电影发展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当下以及今后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可能都要花很大力气培养观众群体走进电影院看电影的习惯，才能有效增加电影院的观影人次。”中国电影评论学会会长饶曙光告诉记者。

　　中国电影的实践发展需要更多中国电影理论的创新。从新的电影行业发展来看，我们如何才能调动观众的观影热情，满足不同观众的观影需求以及如何才能准确把握数智时代带给电影的机遇与挑战等都需要土生土长的理论做指导，才能绘出中国范儿的电影新蓝图。

　　近两年，“中国叙事”的主旋律电影成为电影榜单的大赢家。从《长津湖》到《我和我的父辈》《中国医生》等电影，不仅打破主旋律影片和商业市场间的壁垒，吸引着不同年龄段的观众走进影院，还创造出“中国叙事”的新表达，让时代精神和大众化风格有机结合，为中国电影研究提供了新的借鉴。

　　2019年到2021年，国庆档接续推出了三部电影《我和我的祖国》《我和我的家乡》《我和我的父辈》系列电影，成为穿越岁月、连缀时光的国庆“三部曲”，一经播出便成功“出圈”，获得良好口碑，打破了观众对主旋律电影的认知。饶曙光表示，《我和我的祖国》《我和我的家乡》《我和我的父辈》系列电影的成功带给了我们一些新的启示。要想让观众走进电影院需要话题性来引发大家的关注，因为电影是注意力经济，它必须在单位时间里吸引最大层面的观众走进电影院才能够有效的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另外，电影本身要做到与时代共鸣，与观众共情。虽然话题性可以吸引观众走进电影院，但是当观众走进电影院之后，还需要电影本身与观众群体达成有效的对话渠道，引发观众共情共鸣共振，以实现良性互动。

　　作为本年新主流当仁不让的“头部”，《长津湖》代表了战争历史“动作传奇化”、“家国一体叙事”、内地电影文化与香港电影文化的融合等的探索。由此可见，新主流电影在题材、类型、创意、叙事等多方面有自己的新探索和新拓展。“《长津湖》把战争与温情、历史与小人物相结合，既有宏大的战争场面，也有令人眼花缭乱也血脉贲张的短兵器、冷兵器相接的近身搏杀空间，更内含了个人成长的叙事原型和“连队如家”，“共和国为家”的超越血缘关系的温暖亲情。”陈旭光不禁感慨道，《长津湖》超越了苏联战争电影场面宏大的模式，借鉴世界优秀战争片着重于写战争中的“人”的努力，追求英雄的性格成长史与战争进程的交织叠合。影片还通过部队的小单位—连队来表现中国志愿军，国之大“家”与具有阶级情谊的连队“小家”相互指涉，融为一体，并在战争记忆中思考为谁而战，为何而战的命题。影片实践了多导演与监制、制片人合作的新型电影工业美学机制，力图使得各个导演取长补短，优势互补，在满足视觉审美和传奇叙事需求的同时，把握历史的内涵，以满足不同层次的受众需求，在国庆档营造出了某种“合家欢”的效果。而从电影文化的角度说，陈凯歌、黄建新与徐克、林超贤的合作也体现了内地电影文化与香港电影文化的融合。

　　如今的“新主流电影”尽可能地将主流价值观进行多元化的阐释与表述，突破了“”“奉献”“牺牲”之类的常规主题，摆脱了以往刻板的宣教标签。总结和把握“新主流电影”作品在创作上的创新之处,可以为中国电影未来的发展方向和艺术范式提供新思路。

　　从电影大国发展为电影强国是近年来我国电影市场的重点目标。《“十四五”中国电影发展规划》明确提出，展望2035年，我国将建成电影强国，中国电影实现高质量发展，电影创作生产能力显著增强，彰显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中国美学的精品力作不断涌现，以国产影片为主导的电影市场规模全球领先，电影产业体系和公共服务体系更加完善，培养造就一批世界知名的电影艺术家，中国电影在世界电影格局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大幅提升。

　　后疫情时代，我国的电影产业如何改造升级，由“大”到“强”？饶曙光告诉记者，中国电影产业要实现可持续繁荣发展就必须建立中国特色的电影理论体系。我们要不断增强中国电影的自信，在追踪电影实践的基础上，吸收外来文化的有益的成分，打造融通中外的电影新概念、新范畴。

　　建设电影强国是建设文化强国的重要组成，是推动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途径。不断加强我国电影研究，有助于更好地发挥电影促进不同国家文化相互沟通与理解的功能。北京大学艺术学院副院长李道新表示，在中国电影研究的学术史层面上，我们应稳步拓展，使中国电影理论在“普遍”的电影理论中获得自己的声音和话语权，成为“普遍”的电影理论的一部分。此外，中国电影研究应该尽快促进电影结构性优化和电影生态环境优化，为中国电影的可持续繁荣发展奠定新的坚实的基础，让中国电影在世界电影发展格局中独树一帜，并通过电影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文化。

　　陈旭光则强调，中国电影理论建设在方法上，要提倡“中层方法”，直面问题，致力于解决问题，少一点架空式玄学化的理论研究，要更多地进行理论上指导下的批评实践，在批评实践中建设中国学术话语和学术体系，为电影产业发展和文化建设“保驾护航”。在电影观念上，要建设一种与时俱进，包容多元的电影评价体系。这既与电影的跨媒介性，电影理论的跨学科性相关，另一方面也呼应改革开放以来，关于电影的认知从事业论，到艺术论、文化论，到产业和工业美学等观念革新的历程，也与新媒介的日新月异，与时代建构“文化共同体”的需求相一致。

　　“要构建中国电影理论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评价体系，就要按照性、艺术性、市场接受等多方面的评价建立中国电影的评估机制。”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教授周星补充到，未来中国电影研究在大胆吸收和借鉴国外先进经验的同时，还要注意不能盲目跟风西化。尤其是西方电影研究的“类型电影”，我们坚决不能全盘拿来。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中国电影研究要想作出更多的学术贡献，为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文化贡献更多的智慧，还要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开新局育新机。与此同时，要适应并利用好新媒介时代，不断加强电影研究的学术原创性，才能从传统走向未来，指引电影研究发展新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