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最牛的电影

　　说起省最牛的电影，许多人会提到一个名字：《牯岭街少年》。这部电影的英文名叫“A Brighter Summer Day”（一个明艳的夏天），是猫王名曲《Are you lonesome tonight》中的一句歌词。

　　姜文在1995年拍摄的《阳光灿烂的日子》，其片名与《牯岭街少年》的英文名暗合，两部电影又同被贴上“残酷青春”的标签，经常被人放在一起比较。

　　只是前者片如其名，阳光灿烂，像一团火焰，燃烧着青春的与。后者却有点反讽的意思，将“A Brighter Summer Day”拍出了阴冷黑暗的效果，长达四个小时的剧情，让没耐心的观众觉得过于冗长，又让一些真正看懂它的人如获珍宝，拍案叫绝。一些影评人将《牯岭街少年》称之为史诗。

　　1949年，数百万的中国人随着国民政府迁居。绝大多数的这些人，只是为了一份安定的工作，为了下一代的一个安定成长环境。

　　然而，在这下一代成长的过程里，却发现父母正生活在对前途的未知与惶恐之中。这些少年，在这种不安的气氛里，往往以组织帮派，来壮大自己幼小薄弱的生存意志。

　　许多人按图索骥，扯出败退后的所谓“眷村文化”，来对这部影片进行考据式点评，试图营造出一种博学多闻的历史厚重感，用以阐释这部电影的“经典”之处。

　　但书单君认为，《牯岭街少年》之所以历久弥新，被公认为经典，恰恰不是因为它的“背景个性”，而是因为它道出了一代又一代年轻人的“情感共性”。这种“情感共性”超越了地域和时间的限制，无论你身处还是，甚至是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地方，只要你经历过青春的疯狂与困惑，都能在这部电影中找到共鸣。

　　安德烈·莫洛亚曾评论普鲁斯特《追忆似水年华》：就像伟大的哲学家用一个思想概括全部思想一样，伟大的小说家通过一个人的一生和一些最普通的事物，使所有人的一生涌现在他笔下。

　　书单君多年前就看过《牯岭街少年》，当时觉得是好片，但确实太长了，最近又重看一遍，有了新的认识：电影虽然有4个小时，但拍得却是“极简”。同时，最重要的，我想我弄明白了杨德昌所说的“悲剧”，到底是指什么。

　　青春，是尚未遇见悲剧的生命。这里的“悲剧”并非指具体的事件，而是指一个人的内心世界与外部世界的摩擦和斗争，这是一个极度惨烈和痛苦的过程，而毫无意外的，最后胜利的那个，往往是“外部世界”。就像电影将近结尾处，小明在被刺死前，对小四说的那句话：我就像这个世界，这个世界是不会变的。

　　当一个人意识到这个世界不会随自己的内心而改变，他才会得到成长，而“成长”意味着放弃自己内心所珍视的东西，以适应外部世界的冰冷规则。

　　导演杨德昌运用手术刀般的镜头语言，对这个嬗变过程进行诠释，结果却出人意料：小四拒绝成长，无法调和内心世界和外部世界，终于拔刀相向，促成了败退后，发生的第一起未成年人杀人案件，即牯岭街少年。

　　小四三次嬗变，缘于三个人，第一个人是哈尼。哈尼是小公园帮的大哥，名声在外，一提他的名字，就能吓住一票人。

　　哈尼出走台南，造成小公园帮权力真空，一个叫滑头的马仔，趁机上位，还偷偷与哈尼的女友小明约会，却又不敢声张，怕哈尼回来找他算账，于是明面上找小翠做女友，用来打掩护。

　　滑头人如其名，喜欢欺软怕硬，见小四像个乖仔，便存了欺凌之心，考试时抄他卷子，下课后还找麻烦，说他别别扭扭，不肯痛快给他抄。

　　小四的乖，是他不主动惹事，却并非怂人，骨子里自有一股狠劲，见滑头来犯，随手拿起棒球棍，与之对峙。

　　一个偶然机会，小四结识小明，并被她吸引，小明对小四说，小四跟哈尼很像，傻傻的，这种人容易吃亏。此时小四尚未见到哈尼，心中打了个问号，一个在道上呼风唤雨的大哥，怎么会像自己？电影里借助小四母亲之口，提到小四的近视，我认为这个设定具有某种隐喻，近视即眼睛不好，看不清世界，也看不清自己。

　　哈尼出场时间虽少，短短几分钟，但这个人物明显受到导演偏爱，先是用滑头之怕来烘托，滑头越怕，观众越是期待：这个哈尼究竟是怎样一个狠人？

　　待到千呼万唤始出来，大家才看到，哈尼并非流氓恶霸一流人物，而是充满侠气。此人一出场，整个影片的阴郁氛围为之一变，哈尼的每句台词，都充斥着傲气与侠义，他听到手下讲通过开演唱会来赚钱，不屑地说，怎么，我去了南部一趟，你们这些台北的都开始流行搞钱了，日子真的这么难过啊？对金钱的蔑视，是典型的侠客风范，也是儒家的一个教条，如孔子所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一些评论家称杨德昌在《牯岭街少年》里寄托了儒家的一些东西，确实是有的。

　　哈尼听小明说喜欢小四，并未暴跳如雷，而是当小四是个知音，在向众小弟训完话后，单独留下小四，讲了这样一段对白：

　　我在台南，无聊的要命，每天可以看几十本武侠小说，后来，我叫他们去帮我租最厚的小说来看，其实以前的人跟我们现在出来混的人，真的很像，有一个老包，大家都以为他吃错药。我记得，好像全城的人都翘头了，而且到处都被放火，他一个人要去堵拿破仑，后来，还是被条子削到了——《战争与和平》，其他的武侠书名都不记得了，只记得这一本。

　　说这段线帮派在小公园地盘办演唱会，作为小公园帮的老大，哈尼对小四讲这些，预示着他将效仿《战争与和平》里的老包，一个人去堵“拿破仑”。孟子说，虽千万人吾往矣。儒家的另一个最响彻云霄的信念。

　　哈尼单身赴会，具有一种殉道色彩，结果也是求仁得仁，被217老大山东出其不意推到飞驰而过的汽车前，因“意外事故”死亡。

　　从电影细节可看出，小四对哈尼是十分仰慕的，加之小明曾说他跟哈尼很像，导致“视力”不好的小四，错把自己看作哈尼，向小明表白要照顾她。小四表白时，正赶上乐队演奏音乐，以乐队做“掩护”，小四表白的声量很大，但随着乐队停奏，小四的音量也随之哑然。小四终究做不了哈尼。

　　后来再看，才知道这是导演杨德昌的惯用技法，先把结果抛出来，再刻画由这个结果引出的狂风骤雨，制造一种“延迟满足”。

　　哈尼死后，在一个雷鸣电闪之夜，他的死党们身披雨蓑，手持长剑，宛如武侠小说里的复仇侠客般，将小公园帮杀得尸横遍野。让人想到《史记·侠客列传》中那句：士为知己者死。

　　腥风血雨后，物是人非，砍杀之夜，滑头溜得快，捡回一条命。滑头与小四，又在小公园帮的冷饮室相遇。滑头一改往日嘴脸，对小四温语问候。

　　《牯岭街少年》整部片调性阴郁，光影幽暗，人如鬼魅，几乎所有角色都遵从外部世界的游戏法则，以内心世界的“道德”与之对抗的，仅有三个人：哈尼，小四，以及小四的父亲张国柱。

　　哈尼从生至死，始终坚持内心的理想主义，成为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殉道者，而小四的父亲张国柱却经历了一个从对抗到投降的过程，而这一点，促成了小四通往“成长”的第二次嬗变。

　　张国柱从上海来到台北，不改“又臭又硬”的本色，在现实中混得不甚得意，那个同来的汪狗，八面玲珑，长袖善舞，比他“高”到不知哪里去了。

　　第一次请家长，小四的试卷被滑头抄了，老师发现后，小四坚持认为自己没错。张国柱站在儿子这边慷慨陈词，加剧了事态的严重性，最后，小四被记了大过。父亲在回家的路上对小四说，如果一个人为他没有犯过的错误去道歉、去讨好的话，那这种人什么事情做不出来啊？

　　此时的张国柱，遵从自己的内心世界，当内心世界与外部世界产生摩擦，他选择硬刚。这一点，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小四看世界的态度和行为方式。

　　这里涉及到一个时代背景，从1949年到1987年期间，实施了白色恐怖戒严，凡是对当局持不同意见者，都有可能被关进监狱甚至被处决。

　　在这种形势下，张国柱被警备总部的人带走，将其关在小屋里，要他交代事情，除了吃饭睡觉，就是不分昼夜地写材料。这种折磨彻底摧毁了张国柱的意志，也磨平了他内心世界的棱角。张国柱第二次来学校，态度全变，向校方求饶，好话说尽，奈何小四尚未“觉悟”，依旧硬刚，最后落了个被退学的下场。

　　依靠自己的努力改变这个世界，是张国柱烙在小四心中的信念，类似一种父子传承。可惜，这个信念在现实面前被击得粉碎。

　　人只能改变自己，去适应世界，张国柱在警备总部经过一番炼狱式的折磨，才参透了这一点。而小四却执迷不悟，终于在绝望中滑向了暴力。

　　在小四动刀前，小明说出了电影中最经典的那句台词，我就和这个世界一样，这个世界是不会变的。按照杨德昌的“延迟满足”拍摄技法，顺着用刀杀人这一幕往回放，会看到一幕奇怪的场景，小四背对观众，酷似背十字架的耶稣。这个场景持续了数秒，显然，导演这么拍是有用意的，在接下来的情节中，小四仿佛一个布道者，先是向豪放女小翠灌输他那套内心世界的“道德”，遭到小翠嘲讽后，又转而向小明“布道”。

　　小翠嘲讽小四，小四尚能保持理智，说一句“我没有恶意”，那为什么换成小明，小四就忍不住“杀人”了呢？

　　电影中有个著名镜头，小四依偎在小明肩头，就像弟弟依偎着姐姐，甚至像孩子依偎着母亲。影像语言说明了一切，小明远比小四成熟，在生活的磨砺中，早就理清了自己和世界的关系，早就跨过了成长的那道门坎。小明的父亲早逝，母亲患有哮喘，在别人家做佣人。母亲将生活的希望，全都寄托在未成年的小明身上。作为一个柔弱少女，小明无所依靠，只能利用身边的男性。

　　哈尼、小虎、滑头、小医生、小四、小马等，小明都与之周旋，暧昧不断，但小明并非天生如此，实在是生活艰难，不得已而为之。

　　比如，她跟小医生有首尾，换来的是小医生为她母亲提供的免费诊疗；她与小马好，是因为小马的父亲是司令，为她母亲提供了帮佣的活计。在这些充斥着利害算计的男女关系中，小明与哈尼、小四的情感，算是相对纯粹的。如小明所说，小四与哈尼很像，傻傻的，容易吃亏。

　　当小四指出，小明何必与那么多人玩暧昧，对于不喜欢的人，不理他们不就得了。小明回答，不可能每个人都像小四那样，到处得罪人。

　　小四与小明最后的对话，其实是一场交互式的“布道”。小明试图让小四接受现实的世界，小四则试图将小明拉进自己内心的“道德”世界。两个人都失败了。小四拿起刀，完成了电影点题的最——少年。康德说，世上唯有两样东西，我对它们的思考越是深沉和持久，它们在我心中唤起的惊奇和敬畏就越多，一个是我头顶的星空，一个是我心中的道德法则。

　　杨德昌擅长描述具有道德感的人物，在与“礼崩乐坏”的大环境发生冲突时，所表现出的那种人性的挣扎。往往冲突越激烈，越是震撼人心。毕竟，我们每个人在成长的过程中，都经历过这种惨烈的挣扎状态。

　　电影末尾，小猫王最后给小四带去的那盘翻唱磁带，被监狱看守随手丢进了垃圾桶，扔下一句：他妈的，什么玩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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