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书为媒让世界读懂中国！贺外文出版社成立70周年

　　在这个热浪滚滚的夏秋之交，外文出版社喜迎70华诞。杜甫诗云：人生七十古来稀。对外文出版社而言，70个春秋，太长久，3万多个品种、近5亿册的发行量，在新中国对外出版历史上印满了文化足迹。70个冬夏，又很年轻，这个对外出版事业的排头兵、领头羊，正活力四射，只争朝夕。

　　自1952年外文出版社甫一成立，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的使命和担当，就牢记在第一任社长师哲的心里，镌刻在杨宪益、爱泼斯坦、黄友义和贺军等一代代外文社人的记忆深处，记录在《习谈治国理政》和“读懂中国”“大中华文库”“熊猫丛书”“丝路百城传”的字里行间。

　　70年来，一代又一代外文社人，各语种翻译、编辑、专家和全体工作人员，筚路蓝缕、孜孜矻矻，始终如一、接续奋斗，须臾不曾动摇。“外”字当头，以书为媒，外文社人将中国道路、中国理论、中国制度、中国文化，传递到世界五大洲的各个角落，让国际社会不断看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

　　在全党全社会喜迎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之际，中央宣传部会同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国外文局编辑的《习谈治国理政》第四卷，由外文出版社以中英文版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

　　7月3日，在中国香港铜锣湾的商务印书馆、三联书店和中华书局，《习谈治国理政》第一至四卷码放在书店的醒目位置。

　　这本承载着党的创新理论最新成果的新著，旋即在美国东风书店、英国光华书店、法国凤凰书店以及日本内山书店等亚洲、欧美多个国家的线上线下书店上架，在利马国际书展、新西兰中国主题图书展和中国香港书展等近期的几个重要书展上展陈，同时也摆在了多家国外重要图书馆的显著位置。

　　2014年10月8日，法兰克福国际书展上，《习谈治国理政》多语种图书首发式隆重举行。截至目前，《习谈治国理政》已出版4卷、36个语种、170多个版本，发行覆盖全球170多个国家和地区，成为改革开放以来翻译出版语种最多、发行量最大、覆盖面最广的大国领袖著作。

　　中国外文局局长杜占元介绍，《习谈治国理政》第一至四卷，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全面记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十年历经的伟大变革和壮阔征程，系统展现了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回应重大时代课题中应运而生和丰富发展的清晰脉络。“可以说，《习谈治国理政》是描绘新时代奋斗史诗的生动画卷，是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的理论源头，是对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的深刻回答。”

　　德国前总理格哈德·施罗德表示，《习谈治国理政》能帮助我们理解中国，书中提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想的实现以及一个开放、稳定、富裕的中国，符合欧洲利益。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写下这样的贺词：“这本书为了解一位领袖、一个国家和一种几千年的文明，打开了一扇清晰而深刻的窗口。”

　　在杜占元看来，《习谈治国理政》等习总著作的对外出版发行，开辟了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国际传播的新境界，拓展了国际受众阅读中国的新路径。“《习谈治国理政》《摆脱贫困》《之江新语》等习总著作已经成为各国政要、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学者以及各国读者了解中国的首选读物，国际社会能够更加系统全面准确地读懂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读懂中国党和新时代中国。”

　　印尼前驻华大使苏庚读过《习谈治国理政》之后，还推荐给同事，理由是“这绝对是一本可以帮助你全面了解中国以及中国政策的好书，它详细阐释了如何在符合中国国情的发展条件下，最终实现中国梦”。

　　在习总著作对外出版发行实践中，中国外文局和局属外文出版社与30多个国家的知名出版机构，合作开展了当地语种的翻译出版工作，广泛汇聚中外翻译家、汉学家参与著作的多语种翻译，使得翻译后的著作更贴近海外读者的阅读需求和思维习惯，在国际市场上受到广泛欢迎。杜占元介绍：“我们在对象国举办首发式、读者会、研讨会等国际重大推介活动，与国际出版同业共建了50多个中国主题图书海外编辑部和10个中国图书中心，推动中国主题图书的本土化出版发行。这些著作出版发行的实践探索，为新形势下中国主题图书海外发行积累了宝贵经验，对推动中国出版高水平‘走出去’具有重要意义。”

　　1949年10月，新闻总署国际新闻局以“外文出版社”之名出版的《论人民》外文版，拉开新中国对外出版事业的序幕。1952年，改组后的外文社的主要任务是用外国文字出版中国人民领袖的著作。自此，外文社以多语种对外翻译出版领袖著作和党政文献的工作，延续至今。“从《论人民》外文版到20世纪60年代的多语种《选集》和《诗词》，再到新时代用36个语种出版《习谈治国理政》，外文社初心未改。”外文出版社社长、总编辑胡开敏说。

　　进入新时代，中国在、经济、文化、科技等多个领域取得日新月异的发展成就，国际地位越来越高，国际影响力日益增强。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中国的国际关注度前所未有。中国飞速发展的奥秘是什么？外国政要、专家学者和普通百姓迫切想要知道答案。

　　以书为媒，阐释中国道路、彰显中国精神、弘扬中华文化，外文出版社责无旁贷。70年来，外文社正是紧紧跟随新中国发展的脚步，全方位地记录了时代前进的脉搏。

　　6月4日，罗马尼亚文版的《中国新名片》《中国速度——中国高速铁路发展纪实》《我不见外——老潘的中国来信》《历史与现实——100个词了解中国党》等图书，亮相在第15届布加勒斯特国际书展上，受到现场读者广泛关注和积极评价。一位罗马尼亚读者在阅读《中国脱贫在行动》后表示：“中国人以智慧著称，中国的脱贫速度和进展就是这种智慧的生动例证。这本书让我们了解到中国这样一个伟大的国家是如何与贫困作斗争的。中国的经验很实用，这些经验方法可以成为世界上许多国家的灵感之源。”

　　让世界听到新中国的声音，这是外文社刚成立时周恩来总理提出的明确要求。外文社以出版多语种图书的形式，向全球发出了中国之声，回应了周总理的殷切期望。

　　改革开放后，中国的迅猛发展带动了全世界对中国文化的关注。1994年启动的向世界推介中国文化典籍的国家重大出版工程“大中华文库”，恰逢其时。“当年作为新闻出版战线年规模扩大到汉法、汉西、汉俄、汉阿等多个语种对照版，现如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读者也能够在这个宝库里领略到中国古代在文学、哲学、经济、科技等领域的辉煌。”胡开敏以这张名副其实的国家文化名片，为外文社喜悦。

　　20世纪90年代，“中华文化与文明”丛书把中国绘画、陶瓷和书法里的故事讲给美国人听。包含《中国书法艺术》《中国绘画三千年》《中国古代雕塑》等大型画册在内的这个系列，由外文出版社与耶鲁大学出版社联合出版，开创了前所未有的合作模式。

　　2016年开始出版的“读懂中国”系列丛书，由国家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和外文局共同策划组稿、外文社面向世界出版发行。第一辑刚刚面向海外市场发行后，外国读者就在王蒙的《中国人的思路》、郑必坚的《中流击水》和李君如、罗建波等人撰写的《人间正道：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著作中，找到了中国快速发展的原因。

　　中国外文局副局长陆彩荣说：“‘读懂中国’丛书能够从思想层面帮助海外读者了解中国发展的奥秘，理解中国智慧与中国经验。这套丛书目前以中、英、阿、日、德、印尼、马来文等多语种向全世界发行，重点围绕‘读懂中国’这一课题，邀请国内外顶尖的思想理论界、经济金融界、科技界、文化宗教界等领域的专家和学者开展系列研究，度解读处在深刻历史变革和伟大复兴进程中的中国，向国际社会解答‘我们从哪里来，向何处去，给世界带来什么影响’这个历史命题。”

　　建设“一带一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主席面向世界提出的重大倡议，也是新时代中国贡献给国际社会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丝路百城传”作为世界首套大型城市传记，紧扣时代脉搏，选取“一带一路”沿线节点城市深耕厚耘，为城市立传，为时代放歌。在已经出版20多部中外城市传记的基础上，外文社正加速推进《泉州传》《厦门传》等一批中外城市传记出版。“让出版更好地与时代同行，是中国出版人应该担当的时代使命与义不容辞的神圣职责，也是外文社人砥砺奋进的重要动力。”陆彩荣表示。

　　20世纪60年代初的一天，茅盾、郭沫若、巴金、钱钟书和朱光潜等几十位名家、学者，拿出笔和纸，拨通了电话。他们以信函、批注和电话的方式，对外文社刚刚起草的《中国优秀古典文学作品出版规划》和《现代文学作品出版规划》两份草案提出自己的建设性意见和建议。

　　那一年之后，世界各地大小书店的架子里、不同肤色读者的书桌上，摆放了英文版的《诗经》《离骚》《史记》和《杜甫诗选》……一封封热情洋溢的外国读者来信纷至沓来，道出他们对这些中国读本的喜爱之情。

　　一位阿根廷读者来信说：“《离骚》像中国优秀的古画一样引人入胜。”一位美国读者和丈夫把《离骚》朗诵了好几个晚上，“我们觉得这些文学作品更能使我们接近中国人民的文化”。一位英国读者看完《关汉卿杂剧选》后，排演了《窦娥冤》，并搬上了家乡的戏剧节。

　　这些在中国脍炙人口的文学作品，就像一扇中国之窗。外国读者透过窗口，感知到华夏文明的璀璨，他们被中国5000年的优秀传统文化所感染。

　　20世纪三四十年代及以后，在欧美国家读者中流传一种纸皮文学小开本。因封面上印有一只企鹅标识，大家喜欢叫它“企鹅丛书”。因其可读性强、价格低廉又携带方便，读者格外青睐。受“企鹅丛书”的启发，杨宪益开始策划出版中国自己的“熊猫丛书”，向海外读者译介中国现代文学作品。

　　与“企鹅丛书”相呼应，外文社20世纪80年代推出的“熊猫丛书”体现了与国际出版接轨和互动，更加关注国外受众的阅读习惯和效果。巴金的《家》、茅盾的《林家铺子》、丁玲的《莎菲女士日记》……封面配以憨态可掬的熊猫图案，中国文学宝库中一批具有影响力的珍品摆上世界各大书展，走进外国普通家庭的书房。

　　在对外介绍现代文学的作品中，鲁迅的小说占很重。英、法、西文版的《阿Q正传》，英、法、西、阿文版的《故事新编》，以及英文版的《彷徨》和《呐喊》，很受外国读者喜欢。

　　此外，英、法、西、德、阿等多种文字出版的儿童文学作品《小兵张嘎》《闪闪的红星》，具有民族特色的《阿凡提的故事》和民间故事《阿诗玛》，也在海外青少年读者中广为流传。

　　汉语世界经久不衰的《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和《西游记》，在中国家喻户晓。外文社于1984年出齐了四大名著的英文版，成为“中国故事从这里讲给世界”的典范。那一年起，才貌世稀的林黛玉、精明强干的“凤辣子”在杨宪益和戴乃迭夫妇的译笔下生花，开遍英语世界。英国汉学家詹纳尔翻译的《西游记》、中国籍美国专家沙博里翻译的《水浒传》，同样达到译界的巅峰。美国汉学家罗慕士把《三国演义》翻译成英文后，不仅令选修中国文学课的纽约大学学生在课堂上听得全神贯注，更让罗贯中笔下的刘备、张飞、关羽被英语世界更多读者痴迷。

　　“在新加坡、中国香港等国家和地区，被称为翻译界天花板的杨宪益夫妇翻译的三卷本《红楼梦》备受欢迎，书店供不应求，读者纷纷买来作为礼物送给亲朋。”外文社人不忘当年。

　　发展中国人民与世界人民之间的文化交流，对外介绍中国优秀的文学作品，是外文社建社之初就肩负的使命。“新中国成立之前，也有一些国外汉学家和国际友人零星地翻译过中国文学作品。而作为国家出版机构有计划、全面系统地翻译出版，还是1952年外文社成立之后的事情。”胡开敏坦言，70年来，外文社已用几十种语言翻译出版了上千部中国优秀的古典文学和现当代文学作品，这对于加深中国人民与世界人民之间的了解、增进相互之间的友谊，大有裨益。

　　在外文社有这样一群人，他们以其细致、耐心和地道，使得外国政要、专家学者和普通读者了解了全面真实、立体可感的中国。他们在《习谈治国理政》、“中华文化与文明”丛书中读懂了中国，在《林海雪原》中欣赏到了杨子荣的英勇，也在白居易《琵琶行》中感受到了唐诗的意境。

　　资深翻译家黄友义从中国外文局领导岗位退休之后，责无旁贷地成了外文社的定稿专家。时至今日，讲起1975年刚到外文出版社工作之初翻译的第一篇文章，他仍然面带羞涩。那篇文章中的每一个词，可以说都是黄友义精心挑选的。然而，就是这篇当时令他还有点儿兴奋的稿子，被“红着脸”退回来了。怯生生地，黄友义去向外籍改稿专家爱泼斯坦请教，“你原来使用的动词‘流血’只表示皮肤擦破了一点而已，并未体现出原文中战争的血腥与残酷”。“外籍专家的作用就在于此，经他们的润色，文章更接近作者的本意和感彩，也更容易被外国受众理解。”黄友义说。

　　在中国外文局局史馆里，著名翻译家杨宪益和妻子戴乃迭的照片被高高挂起，经由他们翻译的《红楼梦》《鲁迅选集》展陈在玻璃柜里。爱泼斯坦、戴妮丝等一批外籍专家的照片同样被高挂着，他们深陷的眼眸，好像一直在注视着外文社一个个中国读本走向世界。陈必娣、魏璐诗、叶君健、唐笙……他们在中外文明互鉴的事业上，架起一座座心桥。

　　2021年获中国政府“友谊奖”的英国籍专家大卫·弗格森，自2010年起在外文社担任编辑、作者和英文改稿专家，具有丰富的对外翻译出版经验，是《习谈治国理政》（第一至四卷）、《习谈“一带一路”》和《之江新语》等重大图书的主要英语改稿专家。为此，他荣膺“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

　　毕业于北京大学英语系的贺军，自1985年进入外文社工作至今。对外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的军功章背后，也流淌着他的汗水。国家的一部部重要著作、一本本的翻译和定稿，他都一丝不苟、字斟句酌。而即将退休的这位“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周末不休成为他几十年的常态。在外文社，中外专家退而无休是家常便饭。81岁的赵常谦，退休前是外文局常务副局长，现在分担着外文社重要著作的乌尔都语定稿工作；76岁的徐明强、69岁的黄友义、66岁的大卫，每天仍忙碌在外文社一本本书稿的字里行间。

　　从一种语言到另一种文字，从锦上添花到严丝合缝，来自日本的菊池秀治、来自德国的李博瀚，以及外文社土生土长的赵常谦、黄友义和贺军们，从初心至匠心，又以匠心致初心。

　　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以书为媒，讲好新时代的中国故事；以书为窗，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形象；以书为桥，搭建连接中外的广阔平台；以书为弦，拨动民心相通的时代强音。

　　以图书沟通世界，外文社人接续建功大时代；用外文说明中国，外文社人感恩奋进新征程。精彩中国故事的讲述者，勇立潮头，向着建设国际一流出版机构的目标踔厉奋发，勇毅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