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娱乐至死》——当娱乐走入死胡同

　　尼尔波兹曼（1931-2003），世界著名的媒体文化研究者和批评家，生前一直在纽约大学任教。他在纽约大学首创了媒体生态学专业。直到2003年，他一直是文化传播系的系主任。2003年10月波兹曼去世后，美国各大媒体发表多篇评论，高度评价波兹曼对后现代工业社会的深刻预见和尖锐批评。

　　《娱乐至死》是对20世纪后半叶美国文化中最重大变化的探究和哀悼：印刷术时代步入没落，而电视时代蒸蒸日上；电视改变了公众话语的内容和意义；、宗教、教育和任何其他公共事务领域的内容，都不可避免的被电视的表达方式重新定义。电视的一般表达方式是娱乐。一切公众话语都日渐以娱乐的方式出现，并成为一种文化精神。一切文化内容都心甘情愿地成为娱乐的附庸，而且毫无怨言，甚至无声无息，“其结果是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

　　电视媒体是不是像早餐一样，需要你保持天天饮用的必要，这本书给了你一个提示：回答肯定是否定的。

　　和波普尔一样，波兹曼提醒人们要警惕电视这个二十世纪的宠物，有所不同的是，波普尔焦虑的是电视中暴力、等内容对儿童的腐蚀，为此，他甚至建议政府牺牲言论自由立法对电视制片商进行管制，而波兹曼瞩目的则是电视造就了一个娱乐至死的时代，令人恐慌的不是所有严肃话题都以娱乐的形式在公共话语空间狂舞，而是娱乐本身就成了严肃话题的一部分。

　　娱乐成了电视时代人们的刚性需求，它对严肃话题的颠覆过程堪称“润物细无声”的经典演绎。当2009年的我们还在为老大哥迷人的斗鸡眼心烦意躁时，安然度过1984的波兹曼早已放松了奥威尔替自由世界绷紧的神经，使他忧心忡忡的是阿道斯赫胥黎在《美丽新世界》里描绘的可怖图景“人们感到痛苦的不是他们用笑声代替了思考，而是他们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笑以及为什么不再思考”。这场“娱乐起义”运动的吊诡之处就在于此，娱乐踏着印刷术时代的尸体借助电视媒介这把充满隐喻力量的利器，轻而易举地刺破了人类脆弱的思考防线，兵不血刃地攻占了人类苦苦经营几个世纪的启蒙圣殿，但娱乐的并没有为自己赢得合法性，它在消解严肃话语体系的同时，始终无法建构起一套新的有价值的认识论，因而，莺歌燕舞中的芸芸众生只是为了娱乐而娱乐，而对于如何生成一套解释和认知世界的理论,娱乐无能为力，早已缴械的人们更是无所适从，当世界在黑暗的语境中难得地安静下来时，焦虑和无力感将如鼠疫一样蔓延，只有当下一次娱乐狂欢降临，人群才会告别墓地般的安静，这种恶性循环已经成为一种稳定的机制，也是我们时代病灶所在。

　　这本书是波兹曼写给自己的知识分子同行的，他呼吁他们回到书籍中去，认真地写作和思考，而不要贪恋在电台、电视节目中侃侃而谈，一夜之间曝得大名。“娱乐至死”是他对媒体知识分子的警告。他认为，印刷机更适宜于理性思考，电台电视只会沦为大众娱乐，任何有志于知识工作的人都应该清醒，回到书面写作，那才是他们该呆的地方。波兹曼也意识到了自己的观点可能被扭曲，他还特别做了如下的解释：

　　“为了避免我的分析被理解成对电视上的‘垃圾’的司空见惯的抱怨，我必须解释一下，我的焦点是放在认识论上，而不是放在美学或文学批评上，说实话，我对这些所谓‘垃圾’的喜爱绝不亚于其他任何人，我也非常清楚地知道，印刷机产生的垃圾可以让大峡谷满溢出来。而在生产垃圾这一点上，电视的资历还远远比不上印刷机。”

　　波兹曼是麦克卢汉的信徒，他相信的是“媒体即信息”。他认为，媒体本身限制了我们感知世界的方式，以电视为代表的电子和图像，使得“我们对于真理的看法和对智力的定义随着新旧媒体的更替发生了很大变化。”波兹曼也不愿意自己的观点被曲解为“攻击电视”，他说“虽然电视削弱了人们的理性话语，但它的情感力量是不容忽视的”。他坚守的“电视认识论”是，不要让电视带来的情感刺激，一劳永逸地取代了印刷品带来的理性思考，这会对严肃的知识是巨大的伤害。“电视的思维方式与印刷术的思维方式是格格不入的；电视对话会助长语无伦次和无聊琐碎；‘严肃的电视’这种表达方式是自相矛盾的；电视只有一种不变的声音——娱乐的声音。”

　　本书以小说手法，对知识分子群体命运作了细致的探查与披露，对各种因缘际会和埋藏于历史深处的人事纠葛、爱恨情仇进行了有理有据的释解，读来令人心胸豁然开朗的同时，又不胜唏嘘，扼腕浩叹。下周同一时间，让我们一起走进岳南为我们讲述的一代民族精英的故事。本书由人文学院吴秀明教授倾情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