谍战卧底：解密“余则成”们的潜伏档案(图2016年4月1日
“诚意地”
6月10日是举行宴会的日子，也是计划投毒的日子，这对于詹长麟一家来说将是不平凡的一天。这个早晨，军统局安排詹长麟的父母、詹长炳一家、詹长麟一家在鱼市街的中华菜馆吃了一顿团圆饭，吃饭时大家都默不作声，内心却一点也不平静。
他本想让客人自己倒，这样的话他也可以早点找机会，但他没有这样做。若客人自己的倒的话，可能会不均匀，这样就会有一些人因为药效不够而无法中毒死亡。[29]
做回平凡
6月8日，日本总馆开始为这次盛大的酒会忙碌起来，总崛公一经过再三考虑，决定宴会全部用中国菜、中国酒，让清水次长领略一下“大东亚共荣圈”内的异国风味，并吩咐下去，而詹长麟被分配去为宴会买酒。
总先生：
宴会进行了大约十多分钟，就在大家还在畅谈酣饮之际，突然有人尝出了酒中的异味，大叫：“酒里有毒！”大家听到这句话，纷纷停止饮酒，并在堀公一的领导下，倒出两杯酒，小心翼翼地进行试尝，结果发现酒里确实有异味，堀公一大家停止饮酒。
半年后，詹长麟兄弟俩才带着一家人踏上了逃亡的征程。逃亡途中，他们先后到过浙江、福建、湖南等地，一上历经了千辛万苦，在福建莆田，詹长麟做过卖油条、稀饭、红糖的生意，但全家的生活仍难以维持。在浙江时，詹长麟的妻子黄氏曾生有一女，但因为营养不良，加上逃亡途中的辛苦，最后竟然死在了莆田。1944年，詹长麟一家按照军统局的安排来到了湖南衡阳，在这里，詹长麟参加了当地的干部培训班，做了一名拿工资的，在培训班里，詹长麟还学写了毛笔字，学会了打算盘。[35]
詹长麟忽然急中生智，空城计！他重新把门打开，兄弟俩躲到门后，心里扑通扑通地跳着。
6月9日，詹长麟来到中华三山街119号的老万全酒家买回了四坛绍兴老酒，回到馆，他将酒灌进了酒瓶。
总堀公一看完信后非常生气，急电上海宪兵队组织追捕，又派出精干的宪兵急赴缉拿詹氏兄弟，并定下捉拿的方案，但是在上海和均一无所获，连个影子都没看见。
酒会时间是晚上七点，临开席前，各位参宴的宾客陆续到达。詹长麟开始准备酒水，他把事先放在柜子里的毒酒取出来，温好，倒在了一个大瓶子里，然后端进了宴会厅。
突然，馆的官宫下一头栽倒在地，捂着小腹，疼痛难忍，脸色发青，不一会儿工夫就了。这时，另一位官船山也口吐白沫地从椅子上滚了下来，瘫软在地。酒宴上顿时大乱。
南京日伪，当即关闭南京所有城门，交通要道，对过往人员进行仔细，南京总馆内全部中国仆役连夜遭到，老万全酒家的掌柜也遭。最后，馆的一位仆人突然想起，当晚宴会开始后，詹长麟便说自己肚子疼离开了，而他的哥哥詹长炳也早已不见了踪影。于是，日本人将注意力集中到突然消失得无影无踪的詹长麟兄弟俩身上。
每一个人，都会有英雄梦，都盼望着有朝一日能扬名立万，成为万千人追逐的豪杰。不幸的是，在岁月的蹉跎中，大多数人都只能眼睁睁看着时光的流逝和自己的老去，直到最后，也不能当上一回英雄。于是乎，人皆言：当英雄难！是啊，为英雄难。可是，万一一不小心当上了英雄，之后怎么办？是流连于灯红酒绿，还是沉醉于盛名之下？大概很少人会想到过回平凡，而詹长麟就是这样的人。
七点，宴会正式开始。可惜的是，当时出席宴会的只有名单中的少部分人，多数被邀的日军高级军官因故未能出席，而伪维新的都到了，主人给脸，狗敢不来吗？日本总馆决定由本馆的日本作陪，包括官宫下、吉生、金子、署长内藤四郎、翻译石桥等。
就在日本人四处抓拿詹氏兄弟俩无果，而焦头烂额的时候，6月25日，日本总馆收到了一封来信，这封信是从上海租界寄来的，信件全文如下：
尽管日方努力消息，但消息还是不胫而走，中民士气大振。《申报》、《中央日报》都对这次毒酒案进行了报道，其中《中央日报》连续4次进行报道。1939年6月12日的《中央日报》用一则简短的消息报道了此事，标题为《敌总宴清水敌伪均中酒毒梁逆鸿志等中毒最重敌称系抗日所为》。6月13日的《中央日报》继续对这件事进行报道，标题是《南京中毒案有两人毙命》，文中称：“南京敌总中毒事件中，职员两人，于十一日身死，又《每日新闻》称，其余敌伪官员，均已出险。华人兄弟二人，其一在敌总充任厨师，已五年，均为本案主犯，二人于宴会进行中。”6月18、19日，《中央日报》又连续进行了两次报道，并称：“梁逆鸿志弊命，温逆等亦将死。”
1945年，日本战败，宣布无条件投降，詹长麟带着全家回到了南京。
6月25日
6月11日一早，日方又在和平门及下关一带进行严密的，了许多的群众。并在南京的大街小巷和各报刊上刊登告示，画图形，对詹氏兄弟及其全家进行。告示上写着：詹长麟二十六岁，身高一丈五尺二寸(此为日本制尺，下同)，体型瘦长，皮肤青白，高鼻圆眼，短发，走时稍有罗圈腿，身着白上衣，黑长裤，其妻詹黄氏，年二十四岁，身高一丈五尺，鼻子大，扁平，嘴大；女儿五岁，儿子三岁，都是身着黑色中式衣裤；其兄詹长炳二十九岁，身高一丈五尺四寸，身体稍瘦，面长，厚嘴唇，长发，长得比较漂亮，南京口音，身着中式的白色衣裤；其妻詹朱氏，二十六岁，身高一丈四尺寸，体胖，圆脸，带有七岁的一个男孩，都是身着中式白色衣裤……对其父母和妹妹，也都一一详述。[30]
我们兄弟两人在日本总馆几年的服务期间，对你们日本人常好的，我们也非常忠于职守，没有一次做过你们的事，这你们也是相信的吧。
徐家洼是军统局设在江北的一个据点，军统局让兄弟俩在这里待下，半年以后再行动，以避过这段非常时期。
在把毒酒注入酒杯的那一刻，詹长麟的心猛地抖了一下，而他的脸上却掠过一丝不易察觉的微笑。
下午四点，詹长麟把带来的毒粉倒在一个温黄酒的瓶子里(温饮黄酒，酒香会更浓郁，酒味柔和)，然后再在里面倒上黄酒，摇匀，放在一个过道的柜子的最里面，不太引人注意的地方，以防有人误喝，惹出麻烦。
不幸的是，发生了中日战争，我们目睹日本对中国的无理侵略，对日本人确实感到失望。然而那时我们仅仅是从新闻报道中看到你们日本人的，但还不是亲眼看到的。因此,还没有使我们改变在总馆内服务的决心。后来，南京被你们日本兵占领，我们亲眼看到了日本兵在南京烧杀的一切。甚至，连我们自己的家也被你们烧了，我们的妻子也被日本兵了，家里的东西也被日本兵抢劫一空。我们兄弟虽如此在馆内服务，而我们的家被烧，妻子被，财物被，可怜劳苦半生的全被你们尽净。既然如此，我们还有什么希望？我们决心要为国报仇，为家雪耻，我们已经和日本势不两立。只是我们既无兵，又无力量，加之总对我们又很好，因此至今我们都下不了手。十日总招待客人，我们知道总不能出席，才决定下手。谁死谁不死，这就要看你们的命运了。
第二天一早，兄弟二人来到茶馆准备吃茶，忽然看见远处一辆满载着日兵的卡车驶过来了，兄弟俩立刻离开茶馆，躲到了后面的一所空房子里，把门关上。
詹长炳詹长麟[34]
日本宪兵队闻讯赶来，了馆，有安、慈惠、金城、同仁会医院及日军各医院闻讯后，火速派医生前来抢救，除署长等几人因来得迟，饮毒酒量偏少而中毒较轻外，其他大部分人都感到不适，口舌，行走困难。有的栽倒在宴会厅，有的则栽倒在走廊里，叫喊声、声不绝于耳。
詹长麟逃出日本馆后，到傅厚岗与已等候在那里的哥哥詹长炳会合后，两人便飞似地骑车来到了江边，并渡江去了对面的徐家洼。
吃完了饭，詹长麟兄弟俩像往常一样去日本馆上班。他们的家人则由军统局安排去江北的农村躲藏。
在詹长麟一家逃亡的时间里，发生过这样一件事：1941年，军统南京区被日军破获，卞玉琳被敌人，日军对他说：“只要你说出毒酒案中投毒人的下落，就可以放了你。”可是卞玉琳宁死也没有，最后英勇就义。
詹长麟很清楚，今晚的投毒成功与否意义重大，他一定要成功，这不是他一直等待的时刻吗？五年的潜伏即将有个结果，他终于可以报仇了，为国家，为民族，为了那些死去的亲人朋友；当然行动也有可能失败，那将意味着这是他与家人吃的最后一顿团圆饭……
日本宪兵队迅速来到了詹长麟一家的住处，发现人去楼空，于是一把火烧了老宅，并抓住詹家的亲戚进行。
不一会儿，日本兵过来了，他们往屋里看了一眼，发现里面是空的，门也开着，没多疑，就走过去了。直到日本兵走远，兄弟俩才深深松了一口气。
我们不管成功的可能性大小，只是为了满足报仇雪耻的心愿。我们事前对谁也没有讲，事后更不愿意给别人添麻烦，“好汉做事一身当”，我们不想再说假话。我们已经来到上海，明天就要去，你们有本事就请来捉我们吧！但不要怀疑其它的人。我们既然做了此事，就不怕死，如果被你们，愿为多数被你们的人们报仇雪耻，死而无撼。像我们这样的劳动者，除以这样的死作为代价之外，没有比这更光荣的。我们在馆进行这次行动，唯恐总，但想不出其它报仇雪耻的方法，所以就在公馆宴会的时间下了手。这样做对不起总，感到遗憾。
当时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美籍女教授魏特琳也听到了这个消息，在她的1939年6月11日的日记中，有这样一段内容：“瑟斯顿夫人中午在南门吃的午饭。她说那里有300人被了，因为，他们被怀疑与一个刺杀事件有关。据说，从卫理公会学校被抓走的5个年轻人也与此有关。”[31]在6月14日的日记中，她又这样写道：“据可靠消息说，上星期六晚上，有两个日本士兵在日本大的晚宴上被毒死。”[32]6月19日晚上，她又再次写到了这件事情：“据说有很多人被了，目的是要抓一个与在日本大投毒案件有关的人。听说大里传出了喊叫声——有人正在被，但是我无法这些传言。”[33]
总堀公一首先致词，欢迎清水一行的到来，然后：“天皇！干杯！”于是宴会上大家纷给站起，高举酒杯“干杯！干杯！”，他们畅饮，十分尽兴，但不曾想到，下面将会发生怎样的事情。
日本总馆的毒酒案发生后，立刻成为南京市民街谈巷议的话题。南京市民纷纷为这名抗日英雄拍手称快。
好汉做事好汉当
詹长麟一家回到南京后，脱离了军统，詹长炳则继续为军统做事。鉴于詹长麟在毒酒案中的英勇表现，国民励给詹长麟五万元，以及一块“忠勇杀敌”的银盾。[36]詹长麟拿着这笔金买了一块地，开了一家旅馆、一家饭店和一家杂货店，詹长麟做起了生意，由于为人老实本份，日子过得也算安稳平静。
建国初，詹长麟依然经营着自己的店铺，一切很顺利。1956年，由于三大的进行，詹长麟的店铺参加了“公私合营”，后历经“”的十年。以后，詹长麟一家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1949前解放前夕，时任军统局外事组少将组长的赵世瑞又找到了詹长麟，劝其一同去，被詹长麟了。
当天晚上，詹长麟回到家中，詹长炳带给他一个手指粗的药瓶，里面装着白色粉末，玻璃外身上有USA的字样，詹长炳说：“这是美国货，剧毒，只要人沾上就必死无疑。”[27]
詹长麟退到了一边，默默注视着。
这瓶毒药是由军统局交给詹长麟的妹夫潘崇声[28]的，潘崇声后来又把它交给詹长炳。詹长麟端详着手中的瓶子，瓶子虽轻巧，但他的心里却是千斤重啊。
詹长麟看着酒桌上的酒杯都已经摆好，压住心中的忐忑不安，捧着酒瓶，走到桌边，把毒酒徐徐地注入酒杯，第一杯倒完后，之前的紧张就已全然不在，接着，第二杯、第三杯……直到倒完最后一杯，他才抬起头环视了一个整个宴会大厅，此时日伪要人正在热烈地交谈。
实际上，本次中毒案除日本馆内的两名官死亡外，其余人经抢救，都脱离了。而《中央日报》的报道却说伪维新的弊命，其用意不言而喻。
事实上，这封信只是军统设的一个，是为了詹家在南京的亲戚，以及军统在南京的地下组织而设的。此时的詹长麟兄弟俩仍在南京的江北。
詹长麟看着他们把酒喝下，便对旁边的同事刘玉山说：“我肚子有点痛，想去看医生，一会儿我就回来。”刘玉山道：“你快去快回，别耽误了宴会的事。”詹长麟点点头，飞快地来到室，脱掉馆的工作服，跳上自行车便驶出了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