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雁衔绶带锦袍

图一

1991年9月，内蒙古兴安盟科右中旗代钦塔拉苏木辽代早期墓葬M3中出土了一件雁衔绶带锦袍，保存基本完好（图一）【1】。1992年，内蒙古阿鲁科尔沁旗耶律羽之墓也出土了许多雁衔绶带锦的残片，并可基本复原为一件锦袍【2】。两件锦袍虽然保存状况不同，但其织物却完全相同，款式也有类似之处。从织物技术、图案题材及服装款式等角度来看，它们在中国纺织史和服装史上具有独特的地位。

一织物结构和织造技术

一般来说，中国的传统织锦有暗夹型、双层型和特结锦三种类型。自西周至宋代约2000年间均以暗夹型为主，其中又可根据显花系统的不同分为经显花的暗夹型重组织和纬显花的暗夹型重组织。前者通常称为经锦，而后者则称为纬锦。在经锦组织中，往往有一组纬丝夹在表经和里经之间，从不露出来，被称为夹纬。而另一组纬丝往来于织物的正反作经丝的固结，称为明纬。当固结组织为平纹时，就是平纹经锦。当固结组织为斜纹时，则为斜纹经锦。而在纬锦系统中则刚刚相反，起交织作用的为夹经和明纬，由此可得到平纹纬锦和斜纹纬锦。

中国的织锦一直到汉魏时期均为平纹经锦，经北朝晚期至隋逐渐演变成为斜纹经锦。唐初受中西纺织文化交流的影响，传统的经锦技术向纬锦转变，出现了斜纹纬锦，到中晚唐时已基本取代了经锦而占主导地位。

唐代的纬锦也可以分成两类：一类由一组明经和一组夹经与纬线进行交织，其明经总是露在纬丝的表面，我们称其为全明经型纬锦，此类纬锦是典型的唐代织锦，因此又可称其为唐式纬锦，一般均是斜纹纬锦。另一类是我们称之为半明经型的纬锦，从织锦表面来看，它与唐式纬锦基本没有区别，但其明经却不总是暴露在织物表面，只是在正、反面各有一次，而其余的一次则被夹在各色彩纬中间，位于与夹经相同的位置上，因此我们称其为半明经。由于这类半明经型的纬锦大多发现于辽代墓葬中，因此我们简称这类半明型暗夹型纬锦为辽式纬锦【3】。

辽式纬锦主要采用的还是三枚斜纹为固结组织。雁衔绶带锦采用的织物结构虽然也属于辽式纬锦的一种，但其中又有变化。其半明经与纬丝的交织规律不是斜纹而是五枚二飞的缎纹，因此，可以称它为半明型缎纹纬重组织，亦可称辽式缎纹纬锦（图二）。由于唐式织锦中尚未发现缎纹的结构，因此简称缎纹纬锦亦可。它的夹经和半明经极细并基本无拈，每厘米中各有约33根，其中的半明经在五枚循环之中的规律如下：一次在织物表面，一次在织物反面，还有三次与夹经同被夹在纬线中间。纬丝共有七色，由于织物褪色严重，部分色彩只有通过组织结构来分辨。可以确定的除蓝、绿、白三色外还有四个层次的褐色，其中可能部分原来为黄、红等色。七色纬丝称为一副，每厘米中有纬丝20副。通常纬丝之中有一种色彩显于织物表面，其余六种沉于织物背面。

图二

总体上大雁以蓝色勾边，雁头、颈等为白色，雁羽为白、褐两种色彩组成，绶带为绿、白两色，地为深褐，推测原来可能为红色。但在雁胸部有两种色彩的纬丝同时浮于表面形成复色，等于增加了一种色彩，这样七种色丝在织物表面显示八种色彩。在交织规律（斜纹或缎纹）相同的情况下，辽式纬锦和唐式纬锦在表观上虽无大区别，但事实上的织造技术差别极大。

唐式纬锦在织造基本组织时只需要用一组起综就可以织制了，在斜纹时为三片，在缎纹时（唐式缎纹纬锦）为五片，而在织造辽式纬锦时就必须同时使用一组起综和一组伏综进行织制，在斜纹时为三片起综和三片伏综，在缎纹时为五片起综和五片伏综。因此，此件雁衔绶带锦必须在一架有五片起综和五片伏综的提花织机上反织进行。

为了对雁衔绶带锦进行深入的研究并重显其光彩，中国丝绸博物馆的技术人员对这一织锦进行了复制研究。由于雁衔绶带锦纹样的高度约为40厘米，根据20副纬丝／厘米、每副中均有7色纬丝的密度来计算，织造每一纹样时共有5600根纬丝，即有5600梭不同规律的纬丝需要织造。这样大的图案循环必须应用大花楼的提花机。因此，我们采用了南京的云锦织机进行复制，这一织机可能与当时的大花楼提花织机基本一致。织机上采用五片起综和五片伏综的地组织装置，七把梭子交替织入纬丝。

织物的图案为左右对称通幅，宽度约为60厘米，织物的实际幅宽约为67厘米，理论上可以采用对称的多把吊二工艺，但事实上不如单把吊来得方便，因此我们采用单把吊。装造之前，首先需要挑花结本，约有5600根耳子线与800根脚子线挑出一半的图案，再将这一个花本进行倒花，复制出另一半的花本，将两个花本对称拼接，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完整的花本。

将这一花本装造到织机上，由一位拉花工在织机顶部顺序提起耳子线，再由另一位织工在机下同时踩起起综和踏下伏综进行织造，就能织出这一缎纹纬锦（图三）。需要注意的是，此件织物上的对雁在经向的循环有时是一顺循环，但也有对称的循环，即头对头、脚对脚的循环，这只需在拉花时加以变化，花本从头到尾循环可以得到一顺循环，花本从头到尾再从尾到头拉则可得到对称循环【4】。

图三

从织造技术的角度看，这件织物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对于一件需要5600根纬线的织物来说，已不可能用小花楼织机或其他任何形式的提花机进行织造，因此，此件织物是当时有大花楼提花机的重要实证之一。在另一方面，它采用了缎组织作基本固结组织，这对缎类织物的起源研究具有极大的价值。

我国缎类织物的明确出现是在元代，江苏无锡钱裕墓（1320）和山东邹城李裕庵墓（1350）均出土了以正反五枚缎组织织成的暗花缎。元末明初的缎织物更是多见，而所有早于元代的关于缎类织物出土的报道均不可靠。缎组织的起源的路径也有多种提法，一般认为是在斜纹绫组织的基础上为增加织物的光泽、消除斜纹效果而设计产生的。但雁衔绶带锦的出土却为缎织物起源提供了另一条思路，对此笔者已作过较为详细的探讨，并发表于《缎纹纬锦：从纬锦到缎纹的桥梁》一文中【5】。根据这一研究，生产辽式缎纹纬锦和暗花缎的织机装造完全一致，均用五片起综和五片伏综，只是在经丝的穿法上稍有区别。

很显然，暗花缎的生产技术是在辽式缎纹纬锦的基础上简化而来的。但辽式缎纹纬锦则可以追溯到辽式斜纹纬锦或唐式缎纹纬锦、唐式斜纹纬锦甚至更早的斜纹经锦。这一演变发展序列如下：

二服装款式与裁剪方法

任何衣服都由领、袖及衣身组成，其中衣身分为前后两部分，前面一般有左右内外两片。辽代服装上的内外两片交叠，外片向左开口，内片向右开口，分别称为外襟和里襟，这就是所谓的左衽形式。

辽代几乎所有的上装都是左衽，特别是外衣，这是北方少数民族服饰的一个特点。早在汉魏时期，契丹人的祖先东胡族就是以左衽服装为特点的。从款式上来说，辽代的袍子多数为圆领缺袴袍，式样是左衽，圆领，窄袖，紧身，所谓的缺袴是指在背后下摆处开叉并交叠，便于骑马。这在辽代史料中称为窄袍。《辽史·仪卫志》载：朝服中臣僚曾服紫窄袍，公服中皇帝用紫窄袍，常服中臣僚便衣为绿花窄袍，这里的“绿花窄袍”和“紫窄袍”均应是圆领缺袴袍。

代钦塔拉所出的雁衔绶带锦袍与普通的圆领缺袴袍不一样，属于交领宽摆袍一类，总衣长为147厘米，通袖长188厘米。它虽然也是左衽，但采用的却是交领，领宽15厘米，外襟领下有一纽扣与左胸腋下的一纽袢相扣，而内襟领下的纽扣则与右胸腋下内侧的扣袢相接。袖口也窄，为16厘米，胸围约68厘米，但下摆却非常之宽达176厘米。显然此袍下摆已经宽大到可以骑马，因此它不再在背后开衩。

这件锦袍的裁剪方法非常有趣。如前所述，雁衔绶带锦纹样的经向高度为40厘米，其间距约为4.5厘米，这样在整个袍上除布置三对雁外还稍有空隙。因此，裁缝采用了变通的方法，在正面的外襟与里襟处各采用三对大雁，靠肩部处则拼接其他残片。背面看起来是一个整体，共有四对大雁，但四个完整循环的大雁又显得太长，所以又裁去了上面两对大雁之间的间隙，使得背后的图案看起来基本完整。

由于摆宽很大，袍下摆的侧面也有很大一部分会露在外面，因此在这一部分也安排了完整的对雁，近下摆处共两对，甚至在下摆的三角形区，也各用了一只雁，显得比较完整。袖子上也是基本完整的对雁，正背各一对，但只能看到雁的上部，下部被裁。如此，一件袍子上共有20对雁，约需10米长的织物。由此可知其用料之费，远大于其他两种形式的开衩或是缺袴袍（图四、五）。

图四

图五

相比之下，耶律羽之墓出土的雁衔绶带锦残片共有14片，根据特征基本可以确定各片在袍中的位置以及袍的大致结构。此袍的基本款式应该是左衽圆领，前身为斜襟，居中应为上下三对雁衔绶带图案，现存中间完整的一对及上面一对的下部，对雁之间有拼缝，襟边尚存两颗纽扣的根，说明这是外襟左部，虽然此袍领已不存，但仍可据此确定此件袍子为左衽。里襟与外襟结构基本相同，只是应该采用斜领并且方向相反，现存两对雁。另有两对大雁图案，中间不拼接，而且两边平行，故可对照代钦塔拉所出锦袍将其确定为后身的残片，推测自上至下约有四对大雁。

再有一片残片由两雁足相对的残片缝合而成，对照代钦他拉锦袍可知，此为袖下所存，可知其袖上图案亦有方向性，当手平举时袖上对雁亦为头上足下（图六）。

图六

代钦塔拉和耶律羽之两墓出土的雁衔绶带锦袍款式各有不同，据《契丹国志》“衣服制度”载，辽代服装分为国服（宋人称胡服）和汉服两种，“国母与蕃官皆胡服，国主与汉官即汉服。”显然，交领和宽摆带有更多的中原风格，或许，交领宽摆袍和圆领缺袴袍的区别正是汉服和国服的区别也未可知。但从墓葬情况看，耶律羽之明显是契丹贵族，而代钦塔拉墓中出土有一件契丹大字木牍，推测墓主也是契丹贵族。两者在服装方面的差别目前还难以解释。

三图案题材与官服等级

雁衔绶带锦的图案非常特别。在整个门幅中织出一对大雁，大雁展翅，两足立于一大型花朵之上，挺胸昂首，两只大雁用喙共衔一个丝带编织的结。对照唐代史料，可将其称为雁衔绶带纹。

据《新唐书·车服志》，唐德宗时（780—804），“尝赐节度使时服，以雕衔绶带，谓其行列有序，牧人有威仪也。”这条史料在《唐会要》里稍有不同：“顷来赐衣，文彩不常，非制也。朕今思之，节度使文以鹘衔绶带，取其武毅，以靖封内；观察使以雁衔委仪，取其行列有序，冀人人有威仪也。”《旧唐书》注：“威仪，瑞草也。”在这两条史料中，赐服的图案是雕衔绶带或鹘衔绶带，雕、鹘均是体形较大的飞禽，有时不一定分得很清楚。

到唐文宗即位时（829），则对当时的官服图案作了变更：“袍袄之制，三品以上服绫，以鹘衔瑞草、雁衔绶带及双孔雀；四品、五品服绫，以地黄交枝；六品以下服绫，小窠、无文及隔织、独织。”这里明确提到用雁衔绶带纹的绫织物作为三品以上的官服。虽然这里提到的只是绫，但可以相信，雁衔绶带纹的织锦也是存在的，而且其图案也一定基本相似。

鸟衔绶带或是瑞草的图案在中晚唐时期的丝织物上十分流行，在唐诗中也常见。秦韬玉《织锦妇》诗云：“合蝉巧间双盘带，联雁斜衔小折枝”，这里的双盘带就是打结的绶带。自居易《闻行简恩赐章服喜成长句寄之》中有“荣传锦帐花联萼，彩动绫袍雁趁行”，其中白居易自注：“绯多以雁衔瑞莎为之也”之句；白居易另一首诗《初除官蒙裴常待赠鹘衔瑞草绯袍鱼袋》中则写道：“鱼缀白金随步跃，鹘衔红绶绕腰飞。”还有一些唐诗中提到了鸾、鹤等不同种类的鸟。由此来看，这些大型的飞禽外形相去并不很远，一般也多用于官服图案。

另外，从唐代一些绘画作品以及唐代史料中提到的独窠、两窠等名称来看，当时的官服可能采用了两种基本的排列形式。一种是由团窠为主的排列。团窠通常由一个团窠环和环中的主题组成，团窠环以花卉环为多，而环中主题则以对鸟为主。如《韩熙载夜宴图》中一位执纨扇者，穿的正是团窠中对鸟衔绶能源于武则天时期。

《旧唐书·舆服志》载：“则天天授二年二月，朝集使、刺史赐绣袍，各于背上绣成八字铭。延载元年五月，则天内出绯紫单罗铭襟背衫，赐文武三品以上，左右监门卫将军等饰以对狮子、左右卫饰以对麒麟、左右武威卫饰以对虎、左右豹韬卫饰以对豹、左右鹰扬卫饰以对鹰、左右玉钤卫饰以对鹘、左右金吾卫饰以对豸、诸王饰以盘石及鹿，宰相饰以凤池，尚书饰以对雁。”

《新唐书》中的记载与此大致相同。至文宗时其形式固定下来，但还只是三品以上的官员或是节度使、观察使等才能用雁、鹘、孔雀等大鸟作纹样。从出土的实物来看，这种形式一直延续到辽代早期。但在南方宋朝境内，服装的纹饰相对较朴素，反映官服等级高低的主要标志是绶带，不同图案的绶带表示不同的等级。

自辽代晚期至金元时期的服饰等级似乎没有非常明确的规定，但也就是从这一时期起，服饰上出现了较多的甚至是较大面积的自然题材装饰纹样。辽代服饰上出现了不少飞鹰逐鹿、花树对鹿、骑马人物等搭子纹样。在金代则是所谓的春水秋山，《金史·舆服志》载：“其从春水之服，则多鹘捕鹅杂花卉之饰，其从秋山之服，则以熊鹿山林为之。”

目前口雁衔绶带锦袍研究有一批原保存于西藏的加金织物被西方各大博物馆和重要机构收藏，其中就有不少滴珠形的春水秋山纹样。春水是小海东青（鹘）捕大雁的形象，而秋山则是山林和卧鹿的形象，学者们将其定为金代作品【7】。

这种纹样在蒙元时期得到进一步的发展，真正具有胸补的外形，一般大小约30厘米见方，如收藏于香港万玉堂的树下鹿纹补和出土于山东邹城李裕庵墓中的梅鹊织补【8】。

四锦袍的来历

代钦塔拉墓地没有明确的纪年，因此其断代要借助于有多件相同织物出土的耶律羽之墓。耶律羽之死于会同四年（941），葬于次年，其墓地距离代钦塔拉墓其实不远。墓中除出土相同的雁衔绶带锦外，还有一件遍地花卉龟背重莲童子雁雀锦也在代钦塔拉墓中发现。这些完全相同的织锦，使我们相信它们被使用于十分接近的时代，即在辽太宗会同年间前后（938—946）。

如此高级的织锦面料，在辽代早期是不可能由辽地生产的。虽然契丹人早在太祖时就已开始“种桑麻，习织组”，到了其扩张时期，还在祖州、上京等地设置管营作坊“绫锦院”，从中原掳掠了大批汉族织工在当地织作。但是，此类织物一则极难织制，非有当时最先进的专门织机不可，而制作这类织机又需要专门的机匠；二来这一织物在唐属官营作坊产品，其产品的设计、任务的下达、织物的上缴、技术的保密有着一整套的管理制度。如果契丹人只掳掠了一般的汉地织工，想来也是不可能织出如此织物来；三来契丹人并未建立与中原完全一致的服饰等级制度，也没有必要一定要织制如此复杂的织物，因此，此件雁衔绶带锦一定是得之于中原。

天显十一年（936），石敬瑭在晋阳反后唐自立，并向辽太宗耶律德光上表求援，约定灭后唐后以燕云十六州割与契丹。于是，耶律德光出兵南下，在太原西北败后唐军队，之后石敬塘南下攻占洛阳，后唐灭，契丹人大掠而归。这是辽代大军第一次真正南侵中原，做了儿皇帝的石敬瑭于938年正式向契丹献上燕云十六州，同时每年输绢三十万匹。

据《辽史·太宗纪》载，为庆祝南侵的成果，辽太宗于938年改年号为会同，并在同年“诏群臣及高年，凡授大臣爵秩，皆赐锦袍、金带、金饰鞍勒，着于令。”也就是从此时起，皇帝和臣僚们的朝服均改为锦袍，贵族们均以服用锦袍为时尚，代钦塔拉墓和耶律羽之墓出土的锦袍最有可能就是这一次由皇帝所赐的锦袍。

这一锦袍原料的来历最有可能是两个：一是936年石敬瑭灭后唐之后在洛阳得到的战利品，转手献给了契丹人，由耶律德光在大军北返时带回；二是938年石敬瑭与燕云十六州一起献上的。我们认为以前一种可能性更大。总之，这一锦袍原料来自中原，通过后晋转达契丹人手中。因此，代钦塔拉墓的年代也可以明确在辽初，但早不过会同元年（938）。

关于墓主人的身份也可从锦袍看出。在发现的辽代墓葬中，出土锦袍者极少，只有耶律羽之墓、赠卫国王墓等少量早期贵族墓中发现过锦袍。对照《辽史·仪卫志》只说皇帝和臣僚服锦袍，而其他人均为紫窄袍或绿窄袍等，可知其墓主必是辽代初期的重臣或贵族。

总之，代钦塔拉出土的丝织品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而此件雁衔绶带锦袍的意义更为突出。从技术上看，它是唐代纬锦的发展，同时也是元代缎纹的前身；从款式上看，它不仅是辽代早期赐服的典型代表，而且还是唐代晚期赐服形式的遗存；从其象征意义来看，它是从早期赐服到明代补服定型的一个重要环节；从其背景看，它与后唐的中原纷争和契丹南侵等重大历史事件相联系。因此，这件辽代雁衔绶带锦袍是十分难得的丝绸服饰珍品。

【l】内蒙古博物馆等《内蒙古兴安盟代钦塔拉辽墓出土丝绸服饰》，《文物》本期。

【2】赵丰《辽耶律羽之墓出土丝绸鉴定报告》，中国丝绸博物馆鉴定报告第儿号，1996年。

【3】赵丰《织绣珍品：图说中国丝绸艺术史》，（香港）艺纱堂服饰出版，1999年。

【4】罗群、楼淑琦《从辽代织物复制看提花方式的发展》，《丝绸》，1998年第12期。

【5】Zhao Feng, Satin samite: a bridge from samite to satin，Bulletin de CIETA(Centre Intemational d’Etude desTextiles Anciens)，Lyon，no．76，1999．

【6】James Watt aIld Anne Wardwell, When silk was gold,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New York，1998．

【7】同【6】。

【8】同【3】。

《文物》2002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