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林历史文化标识之雕塑系列】李四光在桂林的七年

　　李四光(1889年10月26日—1971年4月29日)，字仲拱，原名李仲揆，湖北黄冈人，蒙古族，地质学家、教育家、音乐家、社会活动家，中国地质力学的创立者、中国现代地球科学和地质工作的主要和奠基人之一，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批杰出的科学家和为新中国发展作出卓越贡献的元勋，2009年当选为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之一。

　　在八年抗战时期，李四光在桂林度过了将近七个春秋，对于李四光来说，桂林称得上他的“第二故乡”。今天在位于雁山区的中国科学院广西植物研究所科学馆东南侧小游园处，立有“抗战时期李四光桂林住所旧址”纪念碑，作为桂林抗战文化标识系列之一，桂林人民用自己的方式来纪念这位为桂林乃至广西的科学技术发展作出过巨大贡献的杰出科学家。

　　在率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迁往当时的广西首府桂林之前，李四光曾经三次到过广西。第一次是1928年率“中央研究院广西科学调查团”到广西考察地质、农林和动植物，第二次是1932年冬考察南岭地质时到达桂北;第三次是1936年与德国专家麦希堡等到广西取证“广西山字型”抵桂时，到宾阳作地质矿产调查。当然，在李四光一生中，他和广西缘分最深的还得属第四次，这一次他在桂林总共呆了七年。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政府抵抗无力，节节败退，一路“迁都”，设在南京的中央研究院与辖下地质研究所也不断迁移。地质研究所所长李四光先是带领全所人员迁到江西庐山，此后局势更加紧张，李四光无奈之下只能再次率地质研究所一行迁往了桂林。1937年11月下旬，经过长途跋涉，李四光一行到达了桂林。

　　当时的桂林是广西首府，抗战爆发后，随着南京、武汉、广州相继失守，作为通往大西南后方的要冲，桂林云集了各行各业众多的知名人物，一度成为了名震华夏的文化城。李四光和他的地质研究所选择在桂林落脚，这里的文化氛围自然是重要考量依据。除此之外，早在“九一八”事变后，李四光就已经意识到了日寇的野心，战争威胁让李四光很早就开始考虑到内陆地区选址进行科研工作，因此，他曾经与广西大学的首任校长马君武有过接触，拟在广西大学内设立一个科学实验馆，招纳技术人才，从事战时必需的种种物资器材的研究。据资料记载，这一设想曾得到过桂系首脑李宗仁的赞许。不过，尚未议定好具体细节，卢沟桥事变就爆发了，结果虽然有些措手不及，但倒是让李四光来桂林的时间大大的提前了。

　　还有一个因素应该也是李四光选择桂林的重要依据，那就是桂系与蒋介石之间依然存在矛盾，一直与蒋介石采取不合作态度的李四光，想选择离蒋介石远一点的地方，当时社会环境相对宽松的桂林城，自然就是较佳的选择了。与李四光一起选择桂林的，还有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的所长丁燮林，当然，他们公开的表面理由是：广西科技落后，迁几个学术机构过去会对偏远地区的发展有较大的帮助。

　　应该说，李四光当时选择迁来桂林是一个明智的选择，这从当时的桂系高层对待李四光的态度中也能看出一些端倪，李宗仁、白崇禧、黄旭初等人盛情款待了李四光，并对李四光委以重任，让他兼任广西建设研究会研究员。作为处处防范蒋介石吞并阴谋的桂系头面人物，他们对李四光这样一位不与蒋介石合作的著名科学家，表现出了充分的善意和足够的尊敬。后人认为，这也是李四光能在桂林一呆就是七年的重要原因。

　　1937年年末，李四光和地质研究所迁到桂林环湖东路。李四光到了桂林以后，见到了阔别已久的广西大学校长马君武。据资料记载，马君武望着对河的山林，先问了两句：“这石山是属于哪一个时代的?”“广西地质图还差多少?”李四光简单地回答了这些问题后，便说：“此来不是避乱，是要想旧话重提，在广西办一个科学馆，你还记得吗?”马君武当然记得，于是，两人立刻去广西省政府找到当时的省主席黄旭初，而黄旭初对创办桂林科学实验馆也立刻表示赞同。1938年7月，桂林科学实验馆正式宣布立项，李四光拟担任馆长，该馆为广西省政府与中央研究院合办。1938年(二十七年)7月13日，广西省政府委员会第三六○次会议修正通过了《桂林科学实验馆组织大纲》，规定共宗旨为：“广西省政府为促进科学事业之发展，特约同国内学术专家组织桂林科学实验馆。”其任务主要有三项：第一是应用自然科学从事研究各项实际问题;其次，搜集各项可供科学研究之材料，以及各项科学工作必需之工具;第三，协助广西科学教育之发展。

　　相关资料记载，当时筹备组对科学实验馆的机构及人员做出了详细的说明：科学实验馆设委员三至五人(后增至七至十一人)，组成委员会，综理馆务，并互推一人为常务委员处理日常事务。

　　1939年2月23日，广西省政府聘请马君武、李四光、丁燮林、时昭函、李任仁、邱昌渭、陈维等7人为委员，并公推马君武为常务委员。后来，又聘请雷沛鸿、汪敬熙、网宗华为委员。桂林科学实验馆馆长则由李四光兼任。

　　该组织大纲规定桂林科学实验馆内部机构由九个部分组成：工场(包括发电所、金工、木工及电工等);陈列室(陈列各种科学材料样本，分地质、矿产、农产以及科学仪器模型等);图书室;化验室(与广西省政府化验室合作);物理实验室(与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合作);地质矿产研究室(与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合作);慕祥研究室(注重防疟与病虫害之研究);冶金炉和等温室。

　　在组织大纲中，还规定了各研究室之仪器设备，凡可通用者皆可共用，避免设备重复，以节约财力物力。

　　在李四光的全力策划组织下，一切都进行得有条不紊，1940年，科学实验馆进入正常运作时，实有职员45人。

　　据资料记载，桂林科学实验馆是一个综合性的研究单位。它成立时，正值战事吃紧，财力物力受到种种限制，但在李四光的精心组织下，这些问题很快得到了妥善解决。首先，他领导制定了《桂林科学实验馆与其他机关合作办法》，通过互惠互利，与社会各层面紧密合作，解决了部分经费问题以及市场需求。

　　1941年7月，李四光曾在《建设研究》第5卷第5期上发表了“桂林科学实验馆概况”一文，对此作了进一步说明。他说：“值此抗战时期，不独必需之工具仪器机件材料搜集至为不易，即专家之延揽，及高级技工之招募亦多困难。乘中央研究院一部分在桂之便，特商订了合作办法，务使双方人才互相协助，器材互相借用。”这一举措使得科研工作得以顺利进行。在此过程中，科学实验馆先后与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合作建立了物理实验室，与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合作建立了地质矿产研究室。“关于农事方面之研究，则与广西农事试验场合作。”由于李四光的这一系列指施，人才、经费、设备等方面的矛盾很快得到了解决，使科学实验馆迅速建立起初步规模。

　　在科研课题的选择上，李四光就着眼于世界潮流和水平，又强调从本国本省以至本馆的实际出发，分清轻重缓急，“就问题紧急者，择其重要部分延揽专家，协力以谋解决之方”。因此，在短时间内，便取得了显著的研究成果，解决了一批当时国内、省内急需解决的问题。

　　资料记载，在研究解决当时迫切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方面，科学实验馆为广西省政府设计并制造了一批收发报机，为交通部制造了供长途电话局使用的振子整流器若干，此外，为平桂矿务局勘探锡矿;详细勘测柳城大埔、罗城寺门、宜山等处煤田，并拟具施工意见;用电阻法测勘地下水，在桂林良丰等处试验，效果良好等等，不一而足。

　　而在采集各种科学材料标本、进行基础调查、试制科学仪器方面，科学实验馆也硕果累累。例如搜集了广西全省各处之矿产、岩石、化石标本，并分类陈列;调查广西地层发育之情形，制定了地层层序图表三十余幅;测绘广西全省五十万分之一地质图……此外，该馆还承担了广西省政府的防疟实验区的委托项目，以桂林良丰广西大学为中心，在直径三十公里范围内调查疟蚊种类、生活习性及灭蚊方法;甚至还利用大桂山石英制造晶片以供控制无线电波长之用……

　　至于在推进科学教育及教学仪器方面，科学实验馆也完成了大量工作，例如在科学实验馆礼堂的天花板上，用各种线条及有色电灯，装置了太阳系模型，模拟地球和月亮运转的情形;而长期各种各样科学演讲的公开举办，也给全社会带来了科技普及的新风。

　　在李四光精心的科学组织领导下，桂林科学实验馆在短期内取得了丰硕的成果。1941年6月，广西建设研究会举行了第二十二次全体研究员大会，众多国内著名专家学者参观了桂林科学实验馆。会上，李四光以馆长和研究员的双重身份，向参观者详细介绍了桂林科学实验馆的工作成果。在《广西建设研究会会务报告》中，对于李四光领导下的科学实验馆做出了如是评价：“前往参观的研究会同仁，对该馆成立未久，人力财力有限，竟能获此成绩，深为敬佩。”

　　李四光来桂林，最先驻足环湖东路(大约在今天的滨江路象鼻山上游一带)，此后地质研究所一行迁往乐群路四会街，直至最后桂林科学馆成立，又转往良丰一带(今天的广西植物研究所园区内)，与当时的广西大学为邻。1941年8月，日军飞机经常对桂林进行轰炸，科学实验馆变得极不安全，加上有友人通过秘密渠道通知说李四光有被蒋介石抓捕关押的可能，为了暂避锋芒，李四光因此也曾在数里外的架桥岭清平乡租了两间茅屋“隐居”过一段时间。虽然避居乡野，但李四光的研学工作并未停止，《二十年经验之回顾》《山字型构造之实验和理论研究》等重要著作就是在此地完成的。

　　资料记载，纵观李四光在桂林期间的科研成果，可谓成绩斐然：1939年在伦敦出版了专著《中国地质学》《漂流》;1940、1941年在国内刊出了《广西台地构造之轮廊》《广西地层表》《地质物理学上之几个基本问题》《鄂西川东湘西桂北第四纪冰期现象述要》等学术论文;1942年的学术论文则有《朱森蜓、蜒科之一新属》《南岭何在》《中国冰期之探讨》《科学工作的几个基本问题》，即使在离开桂林之前的1944年，还见缝插针写出了《南岭东段地质力学之研究》。

　　1944年6月，正当李四光带领地质研究所在桂林大显身手的时候，桂林的形势陡然吃紧。日军在中国战场上进行垂死挣扎，从湘桂路直扑桂林，同时又从越南进攻镇南关(今友谊关)，包抄北上。在当时异常险恶的局势下，李四光只好决定带着夫人和研究所的同事们往贵阳方向迁移。6月27日，在桂林第一次大疏散中，李四光终于恋恋不舍地告别工作、生活了7年的桂林。

　　距离李四光当时离开桂林，时间过去了将近八十年，但桂林人民依然记得李四光为桂林乃至广西科学发展所做出的巨大贡献。桂林科学实验馆的建立和取得的研究成果，在广西近代科学技术发展史上写下了新的一页，也为抗战时期著名的“桂林文化城”增添了一抹亮色。

　　1944年11月10日，桂林沦陷，桂林科学实验馆的房屋设施被毁无遗。抗日战争胜利后，科学馆虽然得到恢复，但战后满目疮痍，情况远非昔比。1946年7月17日，桂林科学实验馆改称为广西科学实验馆。此后担任馆长的有黄朴心、谢君起、邹舜徒、梁广源。1949年冬广西解放，科学实验馆由人民政府派员接收。

　　(1955年，周恩来总理遵照的指示，支持地质部成立地质力学研究室。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时，有一天，在中南海的一座客厅里接见了李四光，当时，周恩来也在座。谈话中间，问到中国天然石油的远景，李四光回答说，中国天然石油的远景大有可为。他向、周恩来分析了中国地质条件，认为在中国辽阔的领域内，天然石油资源的蕴藏量应当是丰富的。松辽平原、包括渤海湾在内的华北平原、江汉平原和北部湾，还有黄海、东海和南海，都有有经济价值的沉积物。这句话，因为过去是用英文写的，所以故意说得含糊些。听到这里，周恩来笑着说：“我们的地质部长很乐观啊!”)

　　“中国航天之父”“中国导弹之父”钱学森：李四光在旧社会走过的道路，尽管有些曲折和坎坷，但他毕生努力的方向和最终达到的高度，以及对祖国和人民做出的贡献，在当代中国科技界、知识界，的确是一面旗帜，无愧于党和人民给予的这个高度评价。

　　中国科学院院士、地质学家叶连俊：他是中国地质事业也可以说是地球科学事业的奠基人之一。他对中国地质学的贡献、他的治学精神和高风亮节，都堪称后世师表。(记者杨湘沙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