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黄姚│曾在黄姚的志士们！高士其、叶凤廷、千家驹！

　　他们恪尽职守，不畏艰险、不惧苦难、不怕牺牲，再苦、再累、再重、再危险、再艰难的任务都能迎难而上，用行动诠释对崇高事业的追求，在追求中实现人生的价值和意义。

　　高士其，中员，原名高仕锜，福建福州人。他1905年出生，1925年毕业于清华大学，1927年获美国芝加哥大学化学专业学士学位。1930年又毕业于美国芝加哥大学医学研究院。1931年回国历任中央医院检验科主任，桂林盟军服务处技术顾问、食品研究所所长，《自然科学》副主编，一级研究员。

　　在美国芝加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时，一次实验中他被病毒感染，导致终身残疾，行动十分不便。 回国后，八路军桂林办事处安排马宁及其妻子王斯等两名地下党员贴身照顾他的起居。

　　日本侵略军逼近桂林。高士其与马宁夫妇乘船沿桂江而下疏散来到昭平县城。不久，昭平邻县蒙山县被日军占领。为了确保安全，1944年9月下旬，高士其又转移到黄姚，入住黄姚劳求强家。当时的生活很是困难，为了安顿好高士其，劳家把自家条件最好的后院让了出来。因这里面对宝珠山，鸟语花香，景色优美，可以让高士其安心养病。

　　黄姚人的纯朴激发了高士其浪漫的情怀和坚强的斗志，他拖着残躯坚持每天写作，并把他的感悟心得念给马宁夫妇听，由他们逐字逐句记录下来。

　　在黄姚短短一年时间，高士其不仅写下了科普著作《奇妙的数》，还在《广西日报》（昭平版）发表了《美味的黄姚豆豉有霉菌的一份功劳》和许多科普作品。当知道黄姚要建立图书馆时，他还慨然捐出一批自己的藏书。

　　1945年8月，日本正式投降。高士其在马宁夫妇的搀扶下，走上街头，参加空前隆重的庆祝活动。9月1日，告别黄姚之际，他给这座小镇留下了一首题为《别了，黄姚！》的诗歌，深情作别：

　　于黄埔军校第五期工兵科毕业，先后任第十战区司令官李品仙部团长、师长，国民防部二厅四处处长，1947年春调武汉警备区任少将参谋，1948年任广西桂林警备区少将副司令兼参谋长。

　　与苍梧籍抗日名将李品仙是校友，都毕业于保定军校。得到李品仙赏识，1924年任国民军第七军第十二团团长。后因李品仙举荐，带领该部在贺县、钟山一带开采锡矿，为新桂系部队提供军饷。

　　三十三年（1944年），樟木林乡遇特大旱灾，继而风患，粮食几乎绝收，导致了第二年的大饥荒。为渡难关，时任区长的叶凤廷倡议成立救济会，自己带头募捐粮食，得到乡中各界有识之士的积极响应。救济会很快筹到粮食数万斤，在持续一个月的时间里，每天为特困灾民定点供应米粥。不凡的家世，开明的为人，李凤廷在公会、樟木、黄姚等地拥有颇高声望。

　　军要抓捕樟木林乡状元山的山贼叶凤庭山，因名字相似，误抓了叶凤廷。消息传出，巩桥、公会、樟木、黄姚等周边民众立即蜂拥到他被抓捕的地点为他喊冤，100多名群众联名画押为他担保，请求当局放人。

　　因不满的无能，解放前夕，叶凤廷从黄姚区区长任上离职归田。他思想进步，成为地下党的对象。

　　黄公区工委指派贺钟昭边区第七游击大队第三中队中队长叶植兴，以黄公区工委吴动领导的“桂东青年同盟会”成员的身份，对其进行思想工作。叶植兴是叶凤廷的堂侄，两人十分畅快地交流意见。叶凤廷的另一位族侄贺钟昭边区第七游击大队大队长叶长新也趁热打铁，晓以亲情。通过促膝长谈，叶凤廷逐步向地下党靠拢，表示愿意帮助队伍弄到。

　　叶凤廷以长辈身份做通了两位侄子的思想，促成他们将家中的全部武器：轻机枪1挺、长枪30支、短枪数支、手榴弹、战刀及各种弹药1批，献给贺钟昭第七游击大队。

　　叶凤廷还联络黄姚区蔡国昌、汤植民、曾祥祯、李上权、李申如、刘家玑、潘长益、全永三、劳继宗、叶渭贤、叶曼卿、叶叔平、叶玉壶、叶汉松、叶继定等一批开明绅士和进步人士支持地下党工作。

　　‍‍蔡国昌是黄姚区走马街“德兴”铺号的商家，在昭平县城和梧州设有商行。在叶凤廷的动员下，他不仅将家中所藏的4支长短枪全部捐献黄姚武工队，其商行还成为地下党的交通站。

　　曾祥祯是界塘乡热心教育的开明人士，他捐献长枪4支、短枪3支、一批、银元数两给贺钟昭第七游击大队，并动员女儿曾玉丽跟随游击大队参加工作。‍‍

　　黄公区工委叶剑夫在樟木林乡镰尖山召开会议，组织学习《秘密守则》，号召全体地下工作人员深入发动群众，扩建武装，积极开展反对打内战，反对征兵、征粮、征税的“三征”活动。

　　在叶凤廷的大力支持下，黄公区工委于1949年11月19日解放西坪乡，11月21日解放界塘乡和巩桥乡，11月22日解放潮江乡。接着，贺钟昭第七游击大队于11月23日解放樟木乡和保善乡，于11月24日解放黄姚镇。11月28日，贺钟昭第七游击大队在黄姚区成立了黄姚区人民政府（即昭平县第二区人民政府），叶凤廷被任命为黄姚区政府主席，随即带领黄姚区各乡镇人民开展剿匪和土地改革等活动。1954年正月20日，病逝于樟木林乡新华村老家，享年69岁。

　　千家驹祖籍河南武陟，高祖时迁至浙江武义县，1909年8月生，17岁考入北京大学经济系，1932年毕业，曾任北京大学经济系讲师。1937年应邀到广西大学任经济系教授，并兼任广西建设研究会经济部副主任。

　　黄姚镇还只有一所小学。黄姚地区的青少年要想读中学，就必须到70多公里外的昭平县城入学。但昭平是山区县，从黄姚到县城，要在崎岖陡峻的山路上辗转40多公里，路上时常会遇到打滑摔下悬崖、遭遇土匪和野兽、迷失道路、山洪爆发等多种险境。家长们实在放心不下，十分盼望在黄姚设立一所中学。

　　千家驹与同时疏散来黄姚的其他文化人士一起，联合黄姚地方明绅黄兴汉、李尚权、黄中峙等二十多人组成了校董会。向昭平县政府驻黄姚办事处提出办学申请。还到八步的平乐公署和昭平县政府协调此事，得到平乐专员李新俊的大力支持。不久，昭平县驻黄姚办事处批复同意开办黄姚中学。校董会推荐千家驹担任校长。1945年4月1日，黄姚中学正式成立。

　　每周星期一早上，举行“总理（孙中山）纪念周”仪式，总结上周的学习、生活情况，布置本周的要求，还讲国家大事和国际时事。他要求学生们必须养成天天读书看报的习惯，关心国家前途命运，要求学校经常对学生进行时事测验，每周还要进行一次专题比赛，如时事、作文、英语、数学、音乐、书法等，给优胜者颁发奖品奖状。同学们的学习积极性十分高涨。

　　学校定期举办“青年讲座”，聘请社会名流、学者主讲。当时应邀轮流到校演讲的有欧阳予倩、张锡昌、莫乃群和徐寅初等人。

　　他的讲课深入浅出、通俗易懂、既严肃认真又幽默风趣，课堂气氛十分活跃。他批改作业认真细心，每一段都有眉批，然后还有总评。因此，发下的作业，同学们都抱着极大的兴趣，一气读完所有评语。在他的教导下，学生们进步很快。他还经常带领老师到学生家里串门，关心他们的疾苦。师生关系十分融洽。

　　千家驹先生在黄姚工作和生活的时间只有短短几个月。但是，他留下了许许多多后人传颂的佳话。黄姚人民永远怀念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