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中的绿旗(图)

　　《名门之后说名人》作者江东出身于浙江名门沈家，祖父沈士远、叔祖父沈尹默和沈兼士是20世纪20年代著名的“北大三沈”教授，耳濡目染的文化熏陶以及诸多名人的逸闻趣事使得江东的一篇篇小文章显得情趣浓浓，怡乐深深。加之作者的记者身份，使本书内容更显丰富生动又饱含文化韵味。书中记叙了蔡元培、陈独秀、胡适、沈尹默、丰子恺、张大千等众多文化名人的治学之道，61篇文章都是作者的亲身经历、名人采访以及书画点评，配以名人书画，使得本书的分量尤其厚重。

　　桂林叠彩山风洞口有石刻“叠彩山”三字，笔势峻迈，淳厚典雅，那是1964年桂林市委、书法家黄云约请沈尹默所题。叠彩山的“望江亭”为沈氏后人沈江东所题，清健秀润,意态奇逸，有魏晋之风。沈氏的书法艺术，为桂林的自然风景增添人文景观，犹如花叶相辉映，云霞共吐吞。

　　江东先生出身浙江名门沈家，祖父沈士远，叔祖父沈尹默、沈兼士曾执教北大，并称为“北大三沈”，其家族在中国颇有影响，与桂林也有不解之缘，早在光绪十三年（1887），沈秉成受任广西巡抚前往广西赈灾，巡抚衙门就在桂林。沈秉成的夫人严永华留有《题留叠彩山》一诗。

　　近期，江东先生遗著《名门之后说名人—近代文化名人轶事》出版，全书分为轶闻、名人逸事、艺文散记三部分。

　　见书如见人。往事历历，如在眼前。1984年的年底，我调到桂林电台工作，与江东先生同在一个编辑部，两人的办公桌相依相靠。当时，江东先生负责一个栏目叫《文化城》，还兼着桂林市老龄委的报纸《古榕报》的总编，《文化城》和《古榕报》的稿件，大多由江东先生采编，《古榕报》这个名字，来自桂林的别号—榕城，桂林这个地方，俯仰皆榕树，满目都是绿。

　　在我的印象中，江东先生是一个天真的老顽童，高高的个子，瘦硬的样子像颜体的书法。他喜欢穿那件米的风衣，那是单位发给记者们的工作服，戴一顶鸭舌帽，一副宽边眼镜，说话慢条斯理，语调轻柔，普通话里夹着吴方言的口音，听起来文气十足。对于我的到来，他很是高兴，觉得有一个生猛而勤勉的年轻人加盟，为《文化城》采写文章，是件好事。

　　江东先生家学渊源，自幼习文练字，有扎实的童子功，长成之后曾就读于东吴大学和中南军政大学，做过部队的文化教员和宣传干事、记者、研究员，他的学生有军区司令欧志富、也有狼牙山五壮士之一的葛振林。他那朴实简约的文风，一般人学不来的，需要深厚文字功底，博而后约，浓而后淡，雪里孤村雪里山，看时容易画时难。他编稿时，见到诸如“伟大的”、“著名的”词汇，立马挥动红笔删掉。这是废话，他说，人啊如果伟大，不用这个词也伟大，如果不伟大，加上这个词就成了笑话。

　　他总是很忙。每天他上班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拆阅一大叠的来信，这些来信主要有三大类，一类是华人报刊的约稿，一类是来自名家或名家后人的来信，一类是名家给他寄来的书画作品。他常让我“参观”来信，分享快乐。江东先生把许多名人书画捐赠给了桂林市博物馆，这些书画有些是价值连城的。

　　在单位里，他总是平静和淡定，没有焦虑，没有激愤，如同江边的榕树，无论严寒酷暑，无论雨打浪击，一年四季就这么绿着。

　　我的文章，他每篇都认真看，常常给予褒奖，说我能“抓活鱼”，而且写得也很活，跟别人的不一样。江东先生的肯定，对我这个刚出道的后生是很大激励。有次我写笛子大师陆春龄的专访文章《陆春龄桂林二三事》，江东先生看了，觉得可以投到更有影响的报纸，我就试着投稿《文汇报》，过了几天，文章就发了，虽然仅有两千多字，但江东先生兴奋地搓着手说，你不知道，《文汇报》自己的记者要上这么大块的文章都难啊。

　　1988年，《文化城》栏目和《古榕报》就随着江东先生的退休而终结了，而这栏目和报纸上的许多文章，编入了《名门之后说名人》这部书中。这些文章，如同挺拔苍劲的榕树，垂下无数气根，这是榕树的儿女，根支撑着树枝，枝生出根，根又长出枝，子子孙孙，无穷无尽，根系缠绕，虬枝蟠龙，枝叶茂盛，绿色的旗帜在风中飘扬。

　　1994年底，江东先生患病住院，我去看望他。他靠在病床上问我，动了手术，为什么还是吃不下饭呢？我安慰他说，动手术跟补车胎差不多，刚补好的车胎一下子不能打很足的气。老先生听了，将信将疑……不料，这竟然是我见他的最后一面。那个冬天特别冷。江东先生是个暖色调的人，随着他的逝去,他服务的那个单位似乎冷了许多；江东先生是个充实的人，随着他的逝去，那个单位似乎空虚了许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