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林籍“一代名将”李天佑红军时期的事迹

　　2014年1月8日，将迎来桂林籍“一代名将”李天佑同志诞辰100周年纪念日。1914年1月8日，李天佑生于临桂县乡间，1928年参军，1929年跟随李明瑞改投中国党。他的一生战功赫赫，曾直接指挥或参与指挥过坚守高虎脑，血战湘江，首战平型关，攻坚四平和收复四平，解放天津，广西剿匪等我军军史上的重大著名战斗战役，在人民解放军军史和广西地方近代史上留下重要篇章。1955年，李天佑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将军衔。1970年9月27日，李天佑将军在北京病逝。

　　在这位桂林籍将军百年诞辰到来之际，本报特刊发李天佑儿子李亚宁先生撰写的《我的父亲李天佑》系列文章，以纪念这位从桂林走出去的将军，同时也希望桂林读者可以更好地了解李天佑功勋卓著的一生。

　　12月上旬，南方的山野仍旧满目葱绿。父亲和母亲带上我两个哥哥，还有从东北就跟着照看孩子的保姆邱英，以及随员数人，从北京乘火车到衡阳后，换上大卡车。为防备残军和土匪的袭击，父亲他们在解放军一个连队三辆大卡车的护送下，从湖南驶向广西的全州、桂林。

　　父亲被任命为广西军区副司令员。他去南宁上任的路上，准备中途路过老家桂林看一看。此时的父亲心潮起伏，脑海翻腾。南征北战20年，终于成功了！终于可以回到家乡看一看了！

　　1914年1月8日，父亲出生在广西省临桂县六塘镇小江高坡寨一个贫农家庭。父亲读过两年私塾，以后靠砍柴烧炭度日。1928年春，父亲还是一个14岁的瘦小少年。为生活所迫，他背着父母，从当学徒的桂林米粉店跑出来，报名参加了新桂系著名将领李明瑞的部队。从此他走出了自己的家乡桂林。一年以后他参加了百色起义，参加了红军；二十年以后他参加的党夺取了全国的政权。当1949年秋天这位离家20年被人遗忘的少年荣归故里时，他已经成长为人民解放军的一个高级指挥员。

　　父亲在桂林从军当兵，随部队先后在湖北武汉地区和广西桂平等地驻防，经历了蒋桂战争。一年后，因为表现优秀，被选派到南宁的教导总队学习。教导总队在党员张云逸主办下，党的宣传和组织工作搞得很活跃。

　　有一个叫李朴的政训教官，几次找到父亲，给他讲道理。李朴应该是给父亲宣传道理的第一个启蒙人。李朴，四川人，党员。后来红七军成立时，担任过第三纵队部主任。1935年7月3日，在湖南一次战斗中英勇牺牲。

　　10月中旬一天深夜，在粉碎了教导总队内军官的突然捣乱后，连里紧急召开学员小组会，揭露分子的阴谋诡计，宣布教导总队撤往右江地区继续进行斗争。这天下午，在教导总队召开全体学员大会上，张云逸神情严肃地说，前线失败，蒋军进逼南宁。教导总队绝不投降，决定撤到左、右江地区坚持斗争。他转身做了一个手势，说：“现在就站队。愿意的站在我左边；硬要走的，站在我右边！”

　　15岁的父亲坚决走进了左边的人群。他或许不是前几名站在张云逸左边的士兵，但一定是从此把生命交给“左边”这个方向了。除了已经派到前线人站在右边。不是请客吃饭，也不是强迫。

　　在随兵变的教导总队开赴百色途中，父亲加入了中国党。他明白这个行军的方向就是他一生要追求的方向。从临桂县走出来谋生；又从桂林走出来当兵；再从南宁走出来参加。

　　记得还是刚上小学的时候，第一次听父亲讲他参加红七军打仗的故事，我听成了“红旗军”。我天真地想象父亲他们是红旗指引的军队，所以就叫做“红旗军”。

　　1929年12月11日，父亲参加了百色起义。这一天离他16周岁还差一个月。起义后他被提升为军部特务连副连长。这时，红七军军长是张云逸，党代表是邓斌()，红七军红八军总指挥是李明瑞(非党员)。父亲鞍前马后护卫这些军领导和前辈。

　　在百色起义纪念馆里，有介绍李天佑生平的专栏和多幅照片。当我环顾展览大厅看到其他很有限的参加起义的人物介绍和照片时，不禁会想到，父亲是他们的代表，他不仅属于他个人，而且还属于红七军。是红七军的群体培育了他，是红七军的战斗历程成就了他的卓著战功。红七军在百色成立时有约5000人；1930年11月从河池出发北上时有9000余人，行程一万二千里，大小战斗百余次，走到中央苏区时已经锐减到2600多人；以后他们转战全国，分散到全国各个战场和工作岗位，等新中国成立还在各级领导岗位上的仅50余人；其中在军队工作、在1955年被授予将军衔的包括父亲在内仅有19个人。其中大将1人，上将2人，中将4人，少将12人。

　　2010年，25集电视剧《红七军》播出。剧情概述：“在中国红军战斗序列中红七军是一支骁勇善战、英勇顽强的部队，是一支伴随着百色起义诞生的部队，是一支以广西少数民族为主组成的部队。”

　　榕江县城是贵州军阀王家烈的后方基地，城内储备了很多军用物资。红七军想乘王家烈与湖南军阀在湘黔边境交战正酣的机会夺取榕江。守敌有两个团的兵力，他们凭借坚固的城防工事进行顽抗。红军虽然士气旺盛，作战勇猛，却没有攻城器械，弹药也不充足，从上午10点到下午4点，足足攻了6个小时，城池还没有攻下。下午5点，张云逸军长和李明瑞总指挥把身边的特务连拿出来准备最后拼一次。军命令父亲从特务连抽调了12名有战斗经验的战士，组成突击队，准备好竹梯和大竹钉。李明瑞总指挥急了，让人把装在麻袋里的银圆哗啦一下倒在突击队的面前，命令父亲“上！”死了有卖命钱，活着有犒劳费！不是党员的总指挥李明瑞不得不使出他旧军队的带兵招数，鼓励士兵冲锋(不过从没听说父亲后来攻上城头拿到了钱)。在我军猛烈火力掩护下，父亲带领突击队战士，肩扛竹梯，身带大竹钉，不顾一切冲过敌人火力网，抵达城墙边。他们紧贴墙根，靠近缺口，有的架起竹梯往上爬，有的把大竹钉一层一层往墙缝里钉，然后一脚一脚往上攀。城头和城垛里的敌人向他们射击和投掷手榴弹。最后父亲和部分突击队员冲上城垛，掩护后续部队爬上城墙，和敌人展开肉搏战，杀得敌人抱头鼠窜。城门被打开了，红军主力拥入城内。这次战斗，父亲的突击队立了头功，军都管父亲叫小老虎连长！

　　这是红七军成立以来打的一个大胜仗，歼敌500多人，俘虏600多人，缴获山炮2门，600多支，10万多发，无线多头(匹)，筹集军饷几万元，军用品无数。

　　攻城后第二天正好是“五一”国际劳动节，红七军部在城中召开了群众大会，宣传了道理，分发了粮食和衣物给群众，扩大了红军和党的影响。5月4日那天，红七军班师回右江，用了大大小小几十只帆船才把战利品运走。浩浩荡荡，军心那个振奋啊！

　　父亲的老战友莫文骅将军后来写诗句赞颂父亲：“英雄陷阵拔敌旌，力夺坚城拼死生。”可是很难想象，率领突击队攀墙夺城“拔旌旗”的“英雄”竟然还是一个16岁的大男孩！一个红军娃娃连长！

　　1933年7月初，红3军团东征福建。9月18日，父亲和政委毛贲虎率领13团在沙县芹山山腰处，与蔡廷锴的十九路军61师366团突然遭遇。十九路军前身是国民军粤军的一个团，参加过北伐；中原大战助蒋介石打败过冯玉祥和阎锡山；参加过对中央红军的第三次围剿。1932年1月28日，日本派陆战队登陆上海，十九路军奋起迎战抵抗，因而成为声名大噪的抗日军队。十九路军从上海撤下，被蒋介石调到福建剿共。作战初期占据了部分红军根据地。芹山战斗就是这个时期发生的。

　　当时敌情很突然，进到芹山半山腰的红13团突然获悉，山背面处有军一支部队也正在往山头上。此时，13团与我师部、军团部都联系不上；其他兄弟部队远在后面，不能及时支援，13团只有孤军对敌。父亲当机立断命令1营抢占芹山山头。部队先敌几十米跑步到山头进行阻击。在1营营长赵壁牺牲后，父亲带领2营、3营也随后冲上山头与敌搏斗。尽管敌人是精锐部队，但遇到抢占优势地形敢打敢拼的红军指战员，也招架不住，只能节节败退。更让敌人不能想象的，是这股子红军不放过他们，也不知道疲劳，穷追猛打，一路跑步追到几十里以外一个叫做高砂的地方，硬把一个十九路军最有战斗力、从来没有打过败仗的366团活生生地追垮消灭了。

　　《百科知识》的《军事辞海》中有“芹山战斗”条目，解释道：“18日，红军第五师第十三团进击青州途中，在芹山附近与第三六六团遭遇，双方从北南两坡抢占芹山主峰。红军不顾行军疲劳，奋力攀登，终于先敌抢占主峰。接着，居高临下，猛打猛冲，与军英勇肉搏，将号称‘铁军’的第三六六团基本歼灭。此战，红军共毙其200余人，俘其400余人，缴500余支、机枪20余挺和大批军用物资。战后，第十三团被授予‘英雄模范团’的光荣称号。”

　　这一仗，红13团在中央红军里面出了名。中央红军的部队都知道广西兵是有名的“猴子兵”，能跑路，善爬山。芹山一仗，父亲作战勇敢，有全局观念，处置情况果断，追击顽强，把红13团的能打能走能爬山的长处发挥到极致，打出了红13团的威风，打出了广西兵的威名！

　　2013年春，我出差到福州，跟沙县党史办电话联系，本想到芹山战斗旧址去看看。党史办同志回答说，他们自己都没有去过。“芹山不高，就是一个大山包。”党史办同志说得很轻松，随后解释道：“历史上芹山归沙县。但是现在芹山所在的西芹镇整个划到了南平市，属于南平市；而我们沙县属于三明市。”原来是这样，芹山换主人了！不过他们还是很热情地给我邮件发过来一个宣传图片。

　　为嘉奖13团以1个团的兵力在运动中歼敌1个主力团的突出战绩，军团授予父亲三等红星奖章；授予13团“英雄模范团”锦旗。在授旗仪式后，军团长彭德怀拍着19岁的父亲的肩膀高兴地夸奖道：“小鬼，别看你年纪轻轻的，指挥打仗可线师师长。三年多时间，父亲由副连长、连长、副团长、团长，升到师长。当年红七军的高级军事指挥员，有工作调动走的；有牺牲的；有被肃反的。父亲在他们的引领和指挥下，在战场上脱颖而出。有文章这样评论道：“由参加过百色起义的后起之秀李天佑担任红5师师长。”

　　黄克诚大将对我母亲回忆道：“天佑当13团团长是命长，没有负过伤，同他在一起的先后有3个委员被打死。第5次反围剿开始，原5师师长、委员调离后，就提拔天佑当5师师长。后来钟赤兵(注，应该先是陈阿金，后是钟赤兵)当了委员，他们俩在一起参加了第5次反围剿战斗。他们勇敢坚决，指挥打防御仗，战绩很好。”

　　1949年的12月，时任广西军区副司令员的父亲南下南宁赴任，走到桂林的兴安，打听到他们一行人的位置是在叫“界首”的地方时，不禁感慨万分，仿佛又置身在那个惊天动地的激烈残酷的战场当中。他后来写了一篇题为《把敌人挡在湘江岸边》的回忆文章，被收录在《星火燎原》丛书中。

　　1934年11月27日，从三道封锁线军团前卫师，已先后占领从界首到屏山渡30公里湘江的所有渡口和徒涉点。中央纵队(红星纵队)前距湘江最近的渡口只有55公里。但是中央纵队约3万人的机关人员，异常庞大，前后相距100公里。就是说，中央纵队的后卫距离渡口还有155公里。部队抬着从中央苏区带来的坛坛罐罐，行动异常迟缓。

　　当夜，20岁的父亲和政委钟赤兵率领的5师正向湘江岸边前进，接到军团部发来电报，命令5师的14、15两个团(13团调归军团直接指挥)立即行动，赶赴灌阳新圩阻击桂军，保证整个野战军的左翼安全，掩护中央纵队抢渡湘江。电文的语句像钢铁铸成的：“不惜一切代价，全力坚持三天至四天！”父亲率领的红5师接到电报后，连夜赶到师的前沿阵地。

　　前沿阵地处于一片丘陵地带，面对灌阳过来之敌进至湘江岸边的必经公路。前沿阵地背面是新圩镇，相距约十二三里。新圩镇后面七八十里外就是中央纵队要渡的湘江。两地距离相加，不到100里。这不到100里的地形，是一片平川，无险可守。很显然，公路过来的敌人，只要翻过我军前沿阵地的丘陵高坡，就可以排山倒海似的直奔湘江岸边追击我渡江的中央纵队。

　　父亲率领的红5师兵力是两个团另加一个军委“红星”炮兵营。他们比敌人抢先赶到丘陵地带。敌人是桂系第七军的两个师另一个团，共7个团兵力，由广西容县人、第十五军代军长、桂军第四集团军第一追击军军长夏威率领。

　　父亲率领的红5师很多骨干，是广西红7军出来的。党领导的这支主力红军队伍的全体指战员，正等待又一次考验！

　　湘江战役，是一场敌我力量悬殊的消耗战、阵地战。面前是以一当十，奋勇杀敌，前仆后继的红军官兵，背后则是匆忙而又缓慢行进的中央纵队的队伍。这个战役不仅战场上打得激烈残酷，在红军的军团、师、团、营等各级指挥员的心理上，也打得紧张、焦急、令人窒息。前胸贴后背，我军每一道阵地、每一级防线之间的空间距离如此之近，似乎哪个阵地有一处被突破，有一块失守，都会直接威胁到身后红军指挥大本营的安全，威胁到正在抢渡湘江的中央纵队和党中央的生存！敌人中央军薛岳部队、湘军何键部队和桂系白崇禧指挥的部队对我中央红军三面包围，围追堵截，步步紧逼。空间在压缩，时间在压缩，连呼吸的空气也缩得令人窒息。父亲不时在心里焦急地自问：“中央纵队什么时候才能渡江？”这时，军团的电报不断传来后面情况：“红星纵队正在向江边前进。”“红星纵队已接近江边。”“继续坚持。”

　　“坚决执行命令，保卫党中央！”艰苦转战的红军官兵不是第一次在战场上发出誓言，但是很多人却是在离他们家乡很远的湘江边留下了最后的声音。

　　29日，战斗的第二天，师参谋长胡浚牺牲了。当时前线团团长白志文、政委罗元发负重伤，三个营长两个牺牲，全团伤亡500多人。15团几乎处于无人指挥的严峻状况，师参谋长胡浚主动要求到15团组织战斗。父亲紧握着胡浚的手把他送出师指挥所的掩体。胡浚是在指挥部队反击时牺牲的。早在瑞金红军学校学习时，父亲就与他相识。胡浚年轻勇敢，指挥上也有一套办法。父亲想起胡浚的容貌、声音，想起他们俩人的永别，想起痛失这位得力的助手和亲密战友，再也抑制不住自己的感情，泪水夺眶而出。

　　当天下午5时左右，14团团长黄冕昌在阵地前牺牲了。黄冕昌是广西凤山县人，壮族，参加过百色起义，是父亲的老战友、老上级。当父亲还是红7军军部特务连连长登上赣州城头的时候，担任攻城前线师把防地交给前来接防的6师，然后撤离阵地。这三天两夜，5师自师参谋长胡浚以下，团、营、连干部几乎非伤即亡，全师3000多人，损失达2000多人。红5师的骨干多是广西出来的子弟兵呀！

　　最后接任防线师，在完成阻击任务后因为没有突围出去，以福建龙岩子弟兵为主力的3000余人的部队被全部打垮，绝大多数人牺牲，师长陈树湘被俘。

　　白崇禧的桂系与蒋介石的中央系为争夺地盘，既相互勾结又相互算计。白崇禧怕蒋介石的中央军尾随红军进到他广西的地盘，初期保存实力，采取消极防御策略，给中央红军抢渡湘江提供了可利用的机会，但是打起红军来，丝毫不手软。若没有我红军将士拼死相争，湘江这道天然屏障吞噬的，可能就不只是我们现在知道的那些生命，而有可能是我8万多中央红军。

　　1934年1月15日，党中央在贵州遵义召开了中央局扩大会议。在遵义会议期间，3军团5师在遵义市南面、距离乌江渡口15里的刀靶水镇一带担任警戒任务。父亲是被担架抬进刀靶水镇上的。三年来，父亲常患疟疾，俗话叫“打摆子”。湘江战役后，部队进入贵州，他患的疟疾越来越重，没有药吃，营养又不好，骨瘦如柴。一会儿发高烧，一会儿冷得牙齿打战。

　　半夜过后，父亲开始退烧，头脑清醒了一些。天快亮时，突然镇子里几处传来枪声，打破了黑夜的沉静。父亲马上翻身起床，下意识地抓起电话，想与各团联系。电话线断了。父亲立即判断敌人摸进镇子里了。敌情不明，时间紧迫，为保存实力，先撤到安全地方再说。他抓起衣服，大叫警卫员冲出去，通知到后山集合。师政委钟赤兵、师部主任江华、师部副特派员周斌和师参谋长等人，在警卫员的掩护下，和师直属分队先后冲出镇子，跑到了后山。

　　1970年夏，时任福州军区闽北指挥部政委的尹明亮，在301医院看望住院的父亲，回忆道他当时是5师卫生部部长兼政委。本来他带着师卫生队在镇子外边住，幸亏是父亲后来叫他们搬进镇子里住，要不然，敌人那天夜里来袭击，他们可能会先被敌人摸了。

　　正在参加遵义会议的彭德怀听到5师师部在刀靶水被偷袭的报告，大吃一惊！他立即请假，中途退出会场，挥鞭策马，赶到5师师部。火冒三丈的彭德怀把我父亲痛骂了一顿。古人云：大意失荆州。我红军一个师的首脑机关，被最没有战斗力的黔军偷袭了，彭老总不仅担心他所剩不多的部队会再受损失，而且更担心5师的警戒任务出纰漏。毕竟，只有彭德怀这一级领导明白，这次中央局扩大会议有多么重要！绝不比过湘江轻松呀！

　　遵义会议后，3军团在懒板凳地区集结整编，调整了部分师团干部，父亲由5师师长调任军团作战科科长。20天后，在云南省扎西(威信)，3军团随全军进行整编，取消了师一级编制。

　　遵义会议后，红军二渡赤水，挥师再占遵义，在刀靶水打了一个漂亮仗。萧华将军在《长征组歌》里留下“雄师刀坝告大捷，工农踊跃当红军”的豪迈诗句。

　　刀靶(水)，以前也叫刀坝(水)。刀靶水镇现在已改名叫刀靶村，行政区域属于遵义市遵义县三合镇。笔者曾在2011年10月和2013年7月先后两次访问过刀靶村。巧合的是，2011年10月第一次我们一行人自驾车找到刀靶水陈列馆时，负责陈列馆的遵义县文物管理所的袁顺模外出不在当地，电话里询问我：“爸当时是不是正患打摆子的病？”“你怎么知道的？”我很好奇地反问道。电话里面接着听到对方很兴奋的声音：“给爸治病的就是我奶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