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应对新发展格局下的债务风险

如何应对新发展格局下的债务风险妙手生春 徐蔚冰 11月27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和广州市社会科学院共同主办的“中国宏观经济运行与政策”国际论坛2020在广州举行。会上，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所长张晓晶谈到中国经济

徐蔚冰

11月27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和广州市社会科学院共同主办的“中国宏观经济运行与政策”国际论坛2020在广州举行。会上，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所长张晓晶谈到中国经济新发展格局下的债务问题时表示，“十四五”期间，中国发展既有美好前景，也面临重大挑战，其中一个就是债务“灰犀牛”。

张晓晶说，疫情冲击下，全球范围内债务攀升。其中，政府债务攀升最快。一些发达国家的政府杠杆率超过了100%。中国显性的政府杠杆率只有40%多。如果仅从这个数字来认识中国的债务结构和风险是远远不够的。在中国实体经济总债务中，企业债务占六成；企业债务中，国有企业债务占六到七成；国有企业债务中，近一半为融资平台债务。据此，我们可以重新“解构”中国的债务“灰犀牛”：即私人部门（居民+非国企）杠杆率与公共部门（国企+融资平台+地方政府+中央政府）杠杆率。中国公共部门杠杆率大大超过私人部门杠杆率，而这一点是与世界其他国家（除日本）有着显著的差异：就全球而言，公共部门杠杆率高于私人部门杠杆率达60个百分点。

张晓晶表示，由此可以判断，中国的债务风险向公共部门集中。引发的思考是：我们在杠杆率的配置、信贷资源配置方面是否出了问题？如何化解这个问题？

那么，应该如何应对新发展格局下的债务风险？张晓晶认为，一是创新驱动。创新会带来效率提升及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有利于稳（去）杠杆。二是消费驱动。在国民收入基本格局不能大动的情况下，消费驱动只能依赖信贷扩张，从而带来债务攀升。这是发达经济体一直在做的事情。因此，要在新发展格局大背景下形成“可持续”的债务积累模式，第一是要真正推进收入分配的改善，因为收入差距是信贷扩张冲动的重要诱因。第二是金融科技要真正服务于实体经济而不是像当前的金融科技在某种程度上使得杠杆率攀升得更快了。第三是取消政府隐性担保、打破刚兑，让传统的公共部门债务积累方式无以为继，这样才能形成以市场化风险定价为基准的“可持续”的债务积累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