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瞻2022大势⑤丨2022:物价上涨仍将困扰全球经济
全球经济重建、产业转型升级以及碳中和下全球能源结构调整,将加剧相关商品供求紧张关系,带动中长期通胀中枢相较疫前上行,其中与半导体和新能源等相关的商品价格仍有上行空间。
崔晓敏 肖立晟 栾稀
疫情和抗疫所带来的独特经济、政策格局,促使世界经济进入另一种“新常态”。通胀快速上行是当前世界经济复苏进程中最突出的问题之一,无论是通胀的深度还是广度,本轮通胀表现已明显超出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并在区域、国别、产品层面呈现分化。其中,发达经济体通胀快速抬头,阿根廷、土耳其等部分新兴经济体经济恐陷滞胀;粮油等大宗商品价格涨幅突出,接触性服务消费仍受疫情制约。疫情和政策带来的供需错配是促使本轮通胀快速抬升以及短期波动加剧的主要原因。预计随着疫情形势好转、供应链瓶颈缓解,美欧通胀有望在2022-2023年显著回落。但全球经济重建、产业转型升级以及碳中和下全球能源结构调整,将加剧相关商品供求紧张关系,带动中长期通胀中枢相较疫前上行,其中与半导体和新能源等相关的商品价格仍有上行空间。
本轮通胀演变呈现三方面特征
一是疫情和政策带来全球层面供需错配和通胀上行。疫情引发全球公共卫生危机,使得全球经济同步遭受重创并触底反弹,为应对疫情主要经济体均出台宽松政策,其中美国刺激政策最为突出。在宽松财政和货币政策支撑下,全球流动性泛滥、利率处于极低水平,同时美欧家庭部门资产负债表受损有限,随着疫苗逐步普及和疫情形势好转,前期被抑制的需求快速释放。然而,疫情使得全球供应链紊乱、生产和运输效率下降,新兴市场疫情反复、供给能力下降,加之上游原材料供应相对刚性,全球供求失衡引发原材料和能源价格快速上涨并向产业链中下游传导。此外,干旱、洪涝、飓风等极端天气以及苏伊士运河堵塞等突发事件,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全球供需失衡和通胀上涨压力。
二是经济基本面、疫情形势和政策刺激差异使得各国通胀走势分化。美国疫苗普及较快、政策刺激力度较大,引领发达经济体通胀进程。阿根廷、土耳其、巴西、俄罗斯等新兴经济体则由于经济基本面本就脆弱、疫情下供应能力下降以及输入型通胀压力而较早显现通胀压力。2021年12月,美国CPI同比升至7.0%,为1982年7月以来的最高水平;核心CPI同比上涨5.5%,为1991年3月以来最大涨幅。主要发达经济体通胀普遍上行,但通胀水平不及美国或通胀进程较美国滞后。2021年下半年以来,欧元区通胀进程加速,2021年12月调和CPI同比5.0%,为1997年有统计以来的最高水平。中国、印尼、泰国、马来西亚和越南CPI呈现温和通胀。巴西、俄罗斯、土耳其、阿根廷等通胀快速上行,经济恐陷滞胀。其中,俄罗斯和巴西12月CPI同比分别在8%和10%以上,土耳其和阿根廷则高达36%和51%。在持续高通胀和资本外流压力下,2021年第三季度四国实际GDP同比增速放缓,失业率也处于近十年来高位。
三是疫情及其应对政策使得产品和服务通胀走势分化。一方面,疫情下与保持社交距离相关商品价格先涨,住宿餐饮、个人服务等接触性消费价格仍受疫情制约。从CPI分项看,因基期效应大多数分项同比均回升,但新涨价因素主要来自能源、出行等顺周期项目,且美国劳动力成本上升开始向服务消费价格传导。2021年12月,美欧能源CPI同比涨幅高达29.3%和24.6%,交通CPI同比上涨为21.1%和11.0%;美国二手车CPI同比上涨37.3%,欧盟车辆购置CPI同比上涨5.3%;美国住宅CPI环比连续11个月维持在0.3%及以上水平,住宅CPI同比已超出国际金融危机时期水平。另一方面,原材料、大宗商品等顺周期且供求较为紧张的项目领涨,然后逐步向产业链中下游传导,并导致各国PPI增速显著高于CPI。截至2021年12月,路透CRB商品指数月度均值较疫前水平(2019年12月)高出23.8%。其中,铜、小麦、铝、玉米、大豆和原油涨幅较大。
短期通胀波动加剧
长期通胀中枢上行
由于疫情和政策等原因,全球需求和供给的不稳定性增加,在市场出清、价格再平衡过程中短期通胀的波动性将明显上升。
促使短期通胀压力回落的因素主要有三方面。 一是2021年基期水平较高。2021年主要经济体通胀水平快速抬升并达到历史高位,高基期效应将促使2022年价格指数增速回落,且下半年回落压力将明显高于上半年。 二是随着发达经济体实现群体免疫、新兴经济体疫苗接种率提高,因疫情造成的供应短缺有望在2022-2023年明显改善,供需缺口收窄将降低全球商品价格上涨压力。根据OurWorldinData统计,截至2021年底,除非洲外大多数经济体均实现了40%以上人口至少接种1针疫苗。 三是随着通胀持续攀升并影响国内民生,主要经济体政策态度发生转变。美联储加快缩减购债,关于加息和缩表的预期提前。欧洲央行逐步放缓资产购买计划,内部关于政策收紧的呼声也明显增多。此外,与2020年和2021年相比,美欧财政刺激力度也将出现退坡,特别是针对个人和家庭的补贴、转移支付将明显减少。
支撑短期通胀压力持续的因素仍然存在。 一是疫情形势和防控政策差异导致各国复苏路径分化。随着美欧逐步实现群体免疫,经济加速复苏且需求释放快于供给,而世界范围的群体免疫尚需时日,疫情反复制约新兴市场供给、扰乱全球供应链,供需失衡仍将持续一段时间。 二是劳动力供求紧张。主要经济体失业率总体改善,但劳动力市场尚未回归疫前水平。其中,美国失业人员返工意愿不高,离职与职位空缺处于高位,劳动力市场供求紧张带来薪资上涨和通胀压力。欧盟劳动力市场闲置率仍高于2019年水平,且闲置人员找工作积极性不高,西班牙、意大利、希腊等尤为严重。 三是疫情反复仍将制约主要大宗商品供给国供应能力,使得大宗商品短期供给缺乏弹性,加之在碳中和压力下传统能源供给弹性下降,而绿色新能源供应波动较大、产能尚不足以填补缺口,供需错配下石油、有色等大宗商品价格短期仍将处于高位运行。
长期通胀走势由老龄化、绿色转型等结构性因素决定,其中导致中长期通胀中枢相对疫前上行的因素在当前影响更大。
四方面因素将提高长期通胀中枢。 一是全球经济重建和产业转型升级,将推动设备投资进入扩张周期,进而推动原材料价格上涨。其中,半导体和新能源产业或将进入景气周期,加剧相关商品供求紧张关系。 二是全球能源结构调整背景下,传统能源企业资本开支意愿降低、供给弹性下滑,绿色新能源产业发展加快,但其生产供应波动较大、储能技术和市场尚不成熟,这使得未来一段时间内能源相关产品供求仍将较为紧张,并通过产业链供应链推动全球通胀中枢相对疫前上升。 三是全球重要供给国人口正经历迅速老龄化,包括东亚和东南亚地区。与需求国的老龄化导致通缩不同,供给国的老龄化将通过降低供给造成通胀。 四是逆全球化。全球化拉低可贸易品价格,对长期通胀形成压制。然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全球化发展出现倒退、对通胀的遏制作用下降,关税等逆全球化措施甚至推升短期通胀水平。
抑制长期通胀抬升的力量。 一是技术进步。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技术要素的相对价格不断下降,进而降低各行业的生产成本,尤其是信息和通信等技术密集型产业。 二是通胀预期维持低位导致低通胀自我实现。此外,在灵活通胀目标制下,各国央行锚定通胀预期也有助于稳定和降低通胀水平。 三是工资向下刚性。当经济从衰退中修复、失业率开始下降后,名义工资刚性仍处于高位,并使得经济恢复时期失业率下降和工资通胀减速同时发生。 四是“僵尸企业”创造过剩产能,压低商品价格,占用大量劳动力,降低薪资增速。
我国与全球通胀周期错位
2022年我国CPI通胀率将有所上升。在内需较弱、猪肉价格拖累增加的背景下,我国CPI同比2020年呈现回落,2021年表现低迷。2021年,我国CPI同比上涨0.9%,较上年下降1.6个百分点。其中,猪肉同比下降30.3%,考虑其在CPI篮子中权重为2.21%,可推算猪肉对CPI同比拖累达0.67个百分点。随着猪粮比价触及阶段性底部、猪肉储备调节机制日趋完善,叠加春节备货等季节性因素影响,猪肉价格对国内CPI拖累将逐步减弱、下半年甚至还可能在低基期作用下转为拉升力量。从内需看,2021年下半年以来我国经济复苏步伐明显放缓。面对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稳字当头、稳中求进”,积极推出有利于经济稳定的政策。在政策环境宽松的背景下,我国内需有望好转并带动通胀率回升。此外,2021年较低的基期水平也将对2022年CPI同比回升提供支撑。而在保价稳供政策作用下,我国上游原材料价格回落,PPI同比增速已进入下行通道,且回落速率还有望加快。
尽管我国通胀压力将有所增加,但总体上仍处于温和通胀水平。稳定国内经济增长势头仍是当前经济工作的首要内容。为此,应尽快出台一揽子刺激政策,强化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作用,特别是破解房地产企业的融资困境,夯实国内经济恢复的基本盘;加强政策制定部门之间的协调,避免政策叠加给行业带来超预期的系统性风险;审慎落实“双碳目标”的有关政策,尽量避免过于激进的能源结构转型冲击。面对短期通胀压力,宏观政策应增强通胀容忍度,更加关注实际需求和就业市场改善情况,不宜因短期通胀跳升而改变政策倾向。面对大宗商品涨价压力,应用好经济和法律手段,加强预期管理和市场调节,避免供求矛盾激化、过剩落后产能堆积,加强农产品供应链和流通体系建设,着力管控输入性通胀压力。面对海外金融风险,应增强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水平和汇率弹性,发挥汇率对资本流动的调节作用,加强对跨境资本流动和金融市场的宏观审慎管理。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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