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桂林工业迎来第一次辉煌诞生了新中国的多个第一

　　上世纪60年代，国际局势日趋紧张。为加强战备，中央和主席作出一项重大战略决策——— 在我国中西部地区的13个省、自治区进行一场以战备为指导思想的大规模国防、科技、工业和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史称“三线建设”。这是中国经济史上一次极大规模的工业迁移过程，是逐步改变我国生产力布局的一次由东向西转移的战略大调整。

　　新中国成立之初，桂林市仅有几家小型工厂和一些手工业作坊，现代工业几乎一片空白。受益于“三线建设”，桂林掀起了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工业大发展。桂林量具刃具等一批企业从部分工业先发展地区陆续迁入我市，国家还在桂林布局长海机器厂、乳胶厂、轮胎厂、电力电容器厂、桂林制药厂等企业，以及电科所、激光研究所、曙光研究院等一批科研院所。无数干部、工人、知识分子响应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号召，怀着为祖国建设奉献青春与生命的热情，艰苦创业，无私奉献，为桂林现代工业奠定了坚实基础。

　　其间，桂林工业迎来第一次荣耀与辉煌——— 生产了中国第一台海用雷达、第一套光纤室外试验系统、第一台(套)特高压电力电容装置，电子工业、橡胶工业产值一度占据广西的2/3以上。

　　“三线建设”打下的基础，对今日桂林工业的影响可谓极其深远。目前，我市四大重点产业中的电子信息、先进装备制造、生物医药等三大产业均发端于“三线建设”时期。

　　1966年4月，原国家计委和原中南局在武汉市召开中南地区机械工业调整会议，把桂林作为“小三线”，在桂林部署机床工具、电子、电力电容器等三大行业，先后成立二、三、四机床厂，桂北磨床厂，量具厂，机床电器厂、附件厂，齿轮厂，长海机器厂，无线电一、二、三厂，漓江机械厂，无线电专用设备厂，电力电容器厂，光学仪器厂，风动工具厂，冶金机械厂等20多家企业，并以较快速度建成投产。

　　9月5日上午，记者来到桂林长海机器有限责任公司(前身是长海机器厂)，在公司党务人事部副部长经才艳带领下进入“三线建设”时期的长海机器厂老厂区。记者看到，老厂区大门上保留着“严肃、活泼、团结、紧张”的标语，两侧围墙上则有“长天争朝夕科海立潮头”字样，暗含长海厂名。

　　老厂区多为红砖建筑，一股古朴感油然而生。“这里只有少数厂房还在使用，多数厂房已废弃，机器设备迁到公司新厂房。”经才艳说。

　　老厂区是挨着织布山建设的，记者登上半山腰，看到山洞里有一栋建筑，大门紧锁着。经才艳说，“这是一处建在山洞内部的旧厂房，有四层楼高，卡车都能开进去。不过，由于山洞内十分潮湿，又不通风，对职工身体影响较大，在上世纪80年代就废弃了。”

　　“建厂初期，我们一直在这个山洞里开展研发和生产工作。当时，厂领导提出‘七进七出’和‘连滚带爬’两大口号。其中‘七进七出’是指早上7点上班，晚上7点下班，跟现在互联网公司的‘996’意思差不多;‘连滚带爬’则是全体职工要像战士在战场上一样，为了工作冲锋陷阵。”77岁老人宋宇森说，他退休前曾是长海机器厂总工程师。

　　宋宇森曾在西安一家研究所从事雷达研发工作。桂林启动“三线建设”后，他调到长海机器厂任技术员，负责电子对抗产品研发。他回忆说，1973年3月，为加强我军装备建设，原第四机械工业部下达了研制雷达对抗装备的任务，由长海厂和相关单位签订“三结合”研制合同。“由于海用雷达研制任务非常紧张，很多同志连续好几天住在山洞里。”

　　经过4年多的研制与试生产，1978年12月，我国第一代雷达对抗装备在长海诞生，这也是中国生产的第一台海用雷达。第一代海用雷达的投入使用，填补了我国雷达对抗装备领域的空白，为国防建设作出了特殊贡献。从此，长海机器厂在电子对抗领域确立了特别地位。

　　宋宇森介绍，海用雷达诞生后，厂领导认为，光靠一个产品没有前途，不可能养活全厂3000多职工，于是又陆续推出气象雷达等产品，并启动了芦笛牌黑白电视机的研发工作。1975年，长海厂生产出第一代电视收音两用机，这也是我国较早生产的电视机之一。

　　“1976年主席逝世时，为了方便群众纪念，我们在厂区内每隔100米左右摆放一台自产电视机，播放相关新闻。”宋宇森说。

　　到1988年，芦笛牌黑白电视机达到年产20万台的最高峰，产品在多省市供不应求，“芦笛”成为家喻户晓的品牌，并多次荣获广西优质产品、广西区百花奖等称号。1995年，长海厂电视机生产产值首次突破亿元大关，累计生产各类黑白电视机158.72万台。

　　经才艳说，近年来，公司紧紧围绕桂林工业振兴战略，加快技术创新和新产品研发，实现较快发展。2018年，公司产值突破8亿元大关，预计2019年产值可达10亿元。

　　“桂林入选‘小三线’城市后，不仅从外地迁入一批企业和科研院所，国家还在我市投资建设了一大批企业，它们成为桂林现代工业发展的‘火种’。”原市经委(市工信局前身)副主任陈淑君回忆说，“三线建设”时期，不仅是大量资金、设备涌入桂林，东北、上海等地的大批优秀管理、技术人才也来到桂林工作，为桂林工业奠定了良好基础，后来他们中很多人成长为各个领域的优秀领导干部和杰出企业家。此外，“三线建设”也为我市电子信息产业和军工产业发展打下坚实基础。改革开放后，我市还对电子工业进行调整，加强教育和科研工作，继桂林激光通信研究所建成后，我市又建立电子技术研究所、长海职业技术学校和桂林电子工业学院等。这些科研院所不仅为桂林，也为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输送大量人才。[page]

　　9月2日上午，记者在桂林量具刃具有限责任公司看到，厂区内的多数建筑都上了一定“岁数”，有部分厂房建于“三线建设”时期;尽管厂房较陈旧，但工人的生产热情非常高。记者走入卡尺机加工车间，几名工人正在磨床上加工卡尺。“这台磨床是从‘哈量’调来桂林的，原产地是苏联，有50多年历史了，非常耐用，所以一直没有淘汰。”该公司党委、工会主席江三元说。

　　现在仍在使用的桂量卡尺机加工车间的磨床，是“三线建设”时期从哈量调来的，原产地是苏联，已有50多年历

　　江三元口中的“哈量”指的是哈尔滨量具刃具厂，是新中国成立初期苏联援建我国的项目之一，主要生产精密测量仪器。“三线建设”时期，哈量在全国范围内分迁了四个工厂，桂林量具刃具厂(桂林量具刃具有限责任公司前身)是其中之一。

　　江三元介绍，桂林量具刃具厂建于1970年，为了支持桂量发展，当时从哈量分迁来375名员工和156台设备。在东北师傅和桂林职工的努力下，1971年，桂量生产出第一种产品———125毫米卡尺。“在那个买把卡尺都要部长签字的短缺经济时代，桂量产品在全国大受欢迎。”

　　从1973年开始，桂量不断增加量具品种，提高产品质量，扩大生产规模。1975年，桂量自行研制的新型带钻防震百分表获全国同行质量评比第二名，并被选送日本参展。1976年以后，桂量又扩建、新建千分尺、仪表车间，增加装备，形成年产量具12万件生产能力。“山字牌”百分表、0—125毫米游标卡尺获1977年全国工量具质量评比第一名，百分表寿命超过日本同类产品，被原一机部命名为“信得过产品”。

　　改革开放后，桂林市量具工业取得迅速发展，桂林量具刃具厂研制成功24个更新换代产品，率先在国内研制成功电子数显量具……至2018年，桂林量具刃具有限责任公司实现产值1.1亿元，在国内量具行业长期保持良好声誉。

　　江三元告诉记者，桂量不仅实现自身的巨大发展，还为桂林量具行业发展输送大量人才。目前，全市有10多家量具生产企业，其中不少企业的管理人员或技术骨干曾是桂量职工。

　　改革开放后，桂林量具行业还涌现出一个新秀——— 桂林广陆数字测控有限公司。该公司成立于1989年，创始人彭朋凭借200多万元，从军队院校的一间旧食堂白手起家，经过多年发展，于2007年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

　　桂林广陆的崛起源于高端数显量具领域的突破。据了解，过去，在高端数显量具量仪领域，电磁感应芯片技术一直被瑞士Sylvac公司、日本三丰公司两家企业垄断。核心技术受制于人，造成中国量具行业大而不强——— 部分量具企业处于严重亏损状态，有的知名企业已被外资收购，量具行业出现逐步被外资蚕食、控制的风险。

　　桂林广陆相关人士介绍，为攻克高端数显量具中最核心的电磁感应芯片技术难题，该公司建设了国内量具行业唯一同时具备研发和生产能力的芯片部门，并将全国知名芯片专家纳入麾下，负责主持芯片研发、生产工作。从2010年起，该公司开始引进吸收Sylvac公司电磁感应传感器技术，并在其基础上全面创新，形成公司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专利技术，产品防护等级达到IP67，可以在冷却液、水、油中使用，并具备无线数据传输功能，其中使用WiFi无线防水数显芯片产品的上市，标志着我国打破欧洲、日本在电磁感应芯片技术领域的垄断，使企业在参加国际市场竞争中取得主动权。截至目前，该公司量具产品已成功打入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量具市场，并长期保持较高的市场占有率。

　　86岁的叶文佩是桂林乳胶厂(桂林紫竹乳胶制品有限公司前身)建厂初期老职工，曾任乳胶厂工会，儿子也在乳胶厂工作。“桂林乳胶厂虽然师承于上海乳胶厂，但经过几代人努力，现在我们的产品种类和品牌影响力在全国乳胶企业中均居于领先地位。”他说。

　　1966年，国家决定在我市建设桂林乳胶厂，从上海乳胶厂调来干部、工人105名，并无偿调拨锅炉、卧式硫化罐、卧式氨蒸发器、蒸汽往复泵、斯伯克热过滤器等一批生产设备。1969年，桂林乳胶厂建成投产。当年9月27日，在乳胶厂杂品车间，工人们手工操作生产出第一个彩色气球。

　　叶文佩回忆：“乳胶厂建成当年，我从部队转业后，与爱人一起调到厂里工作。让我感受最深的是，那些从上海来的师傅，不仅技术好，工作也特别认真。他们习惯提前半小时上班，或打扫卫生，或钻研技术，成为本地职工学习的榜样。”

　　在建厂初期，乳胶厂主要生产气球、橡皮筋、输血胶管等产品。为支持乳胶厂发展，国家拨给厂里防化新产品66型防毒手套试制费10万元，并调拨4台6号渗透仪。乳胶厂还从上海橡胶机械厂、上海乳胶厂等地先后购进电检机、医用手套生产联动机和冷冻机，并委托广州橡胶十一厂加工用于生产66型防毒手套的全套设备等。1971年底，乳胶工作指套、乳胶圈、输血胶管、和防毒手套等5个产品相继投产，当年产值达350.28万元。1972年，又新增医用手套、家用手套和奶嘴3个效益较好的品种，生产直线万元大关。

　　叶文佩说，“上世纪90年代初期，乳胶厂已成为全国7个乳胶重点生产企业之一。进入新世纪后，乳胶厂重点打造的‘高邦’牌系列产品在国内外市场攻城略地，迅速崛起。桂林乳胶厂全面超越其他乳胶企业，桂林徒弟超过了上海师傅。”

　　桂林紫竹乳胶制品有限公司提供的数据显示，该公司2018年营业收入达2.69亿元，销量达6亿只。另据相关行业协会统计，“高邦”牌市场占有率达20%，该公司医用手套市场占有率为17.7%，外贸出口产品累计销往全球50多个国家。“高邦”也成为全球知名品牌。

　　桂林乳胶厂是“三线建设”时期国家在桂林布局橡胶工业的一个缩影。据了解，1966年至1968年，国家加强对橡胶加工行业统一规划和建设，决定在桂林组建广西橡胶总厂，将沈阳第三橡胶厂、沈阳橡胶机械厂和广州十一橡胶厂的部分设备和人员迁到桂林，组建桂林橡胶制品厂、桂林乳胶厂和桂林橡胶机械厂。

　　同时，国家决定将原计划援助缅甸的制造轮胎成套设备调拨给桂林轮胎厂，投资1000万元，形成年产20万套轮胎规模。1969年4月12日，轮胎厂试制出第一条7.50—20汽车外胎，注册商标为杨维康设计的火炬牌。从此，广西结束了不能生产汽车轮胎的历史。

　　原化学工业部还建立桂林橡胶工业设计院和桂林曙光橡胶工业研究所(中国化工集团曙光橡胶工业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前身)。此后，桂林曙光橡胶工业研究所以一流的研发能力和先进的检测手段及核心技术，成为我国唯一取得美国联邦航空局航空零部件适航设计批准书的企业，也是最早取得中国民航总局航空轮胎适航装机批准书的企业，并在军用航空轮胎研发、制造领域做出不凡业绩。

　　桂林南药股份有限公司注射用青蒿琥酯累计向全球供货突破1.2亿支，帮助超过2400万重症疟疾患者重获健康;桂林三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的西瓜霜、三金片驰名海内外，几乎有华人的地方都有销售;桂林华润天和药业有限公司的“天和”牌骨通贴膏多次蝉联广西著名商标……这一家家如雷贯耳的企业，组成桂林生物医药产业集群，为广西生物医药产业跨越发展立下汗马功劳。

　　追根溯源，这些企业多发端于“三线日，桂林在原公私合营化工制造厂的基础上组建成立桂林市制药厂，成为桂林现代医药工业的起点。为支持桂林医药工业发展，国家把上海唐拾义药厂迁到桂林，并与桂林市制药厂合并，更名为桂林制药厂(桂林南药前身)。

　　“三线年开始，桂林第二制药厂、第三制药厂、市中药厂(桂林三金前身)、漓江制药厂陆续成立。桂林逐渐成为广西医药工业重镇。

　　盐酸四咪唑是上世纪60年代国外合成的驱虫药，具有剂量小、效果好的特点。1967年6月，桂林制药厂在国内首家研制成功;1971年在国内首家投产，当年产量达到1.247吨;1974年，该产品首批出口西欧国家，成为桂林医药对外出口的起点。

　　桂林制药厂更知名的产品当属青蒿琥酯。1964年，越南战争爆发。北越地区恶性疟疾流行猖獗，平民与军队患病人数猛增，越南政府向外国请求支援。为寻找更好的抗疟药物，1967年5月23日，我国启动“523”项目，动员全国60多家单位的科研人员寻找新的抗疟药物。1971年，屠呦呦受中医药典籍启发，提出用低温提取青蒿有效成分，并报告了青蒿提取物的抗疟效果;次年，“523”项目研究人员成功提取了高效抗疟成分——— 青蒿素。

　　“青蒿素研发出来后，治疗疟疾的效果非常好，立即在全世界范围内得到认可。但它也存在一个缺陷，即水溶性差。”青蒿琥酯研发者、桂林科学家刘旭在生前(刘旭先生于9月5日离世，在此深痛哀悼)接受记者采访时曾说，由于青蒿素水溶性差，最初制成的药物是片剂(口服型)，患者感染疟疾后必须大量服用，口服药的见效速度也比较慢，适用于治疗症状较轻的患者，却不利于抢救重症患者。如果解决了青蒿素的水溶性问题，就可将其制成针剂，更好地抢救重症患者。

　　1977年，国家抗疟研究计划会议在广西南宁召开。会议提出新科研课题——— 对青蒿素结构的改造，以解决水溶性问题。北京、上海的多家药物研究机构参与项目攻关，科研力量相对落后的广西也参与其中。

　　据了解，当时广西能够参与项目研发有两个重要原因，一是盛产青蒿草，而且所产青蒿草中青蒿素含量较高;二是当时桂林制药厂已经有了合成药的生产基础。在会上，自治区有关部门领导提出广西参与课题的申请，得到国家专家组支持，随后将这一任务指派给桂林制药厂。

　　1977年5月，桂林制药厂接到任务后立即组建研发小组，刘旭任组长，组员还包括一名老工人和两名学徒工。刘旭生前回忆，尽管桂林制药厂在当时是广西最好的药厂，但与北京、上海的科研机构、药厂比起来就像个小作坊。“研发人员少，设备简陋，我肩负的压力非常大。”刘旭并未畏难，他已记不清在实验室里度过了多少时间——— 上班时间做实验，下班后再加班做实验，朋友甚至取笑他成了“实验痴”。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近千次实验，1980年底，代号为“804”的青蒿琥酯破茧而出，大获成功。1987年，青蒿琥酯完成新一轮的药理实验，成为符合国际标准的中国第1号合成药，获得新中国一类新药的001号证书。1988年获得了国家专利。2018年，桂林南药公司实现营业收入达8.76亿元，位列中国西药制剂出口企业前五位，并在中国化学制药行业工业企业综合实力百强企业中位列第87名。

　　得到自治区19万元拨款开始建设新厂房，生产条件得到改善，成为国内最早生产中药片剂的中药厂之一。1970—1977年间，在邹节明(现为桂林三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主持下，三金公司先后研究开发出三金片等6种新药。1978年，三金片荣获全国科技大会重大科技成果奖。从此，该产品就成为三金拳头产品，并连续40多年在国内外市场上保持长盛不衰。

　　与此同时，邹节明又率领团队用8年时间开展技术攻关，采用现代科技改革西瓜霜传统工艺，在国内外独家实现西瓜霜的大规模工业化生产，使濒临灭绝的历史喉嗓名药再放光彩，该工艺创新被誉为“中药炮制工艺改革的典范”。而依靠这一独有技术和资源优势开发的西瓜霜系列产品现已畅销海内外，被人们誉为“桂林第四宝”。

　　经过长期努力，目前，三金公司拥有217个药品注册品种，涉及片剂、胶囊剂、颗粒剂、糖浆剂、喷雾剂、散剂等13个剂型，其中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和独家特色产品品种42个，三金片、蛤蚧定喘胶囊等60个品种入选了2018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据该公司发布的2019年半年报显示，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达7.9亿元，稳居中国中药行业50强前列。

　　一次历史抉择，拉开了桂林现代工业发展的序幕，从此，工业基因融入这个曾经的农业城市，并一直延续至今。正是那一场浩浩荡荡的战略转移和大布局，才奠定了改革开放前桂林良好的经济基础，并为1973年成为中国首批对外开放的旅游城市提供了有利条件。

　　2013年以来，市委、市政府把发展工业提高到战略重心地位——— 桂林经济技术开发区、粤桂黔高铁经济带合作试验区(桂林)广西园相继设立;华为、比亚迪、深科技、浪潮等一批世界500强、国内500强企业纷纷落地;一系列支持工业发展的政策陆续出台……进入2019年，桂林又吹响了全面实施工业振兴战略的号角。

　　凡是过往，皆为序章。现在，桂林正从“三线建设”的大后方走来，沿着历史的轨道，走到全面深化改革的最前沿，阔步迈向工业振兴的新时代。